浅述刑事附带民事损害赔偿的执行
作者 龙波
一、刑事附带民事损害赔偿的含义
刑事损害赔偿在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有关司法解释中均有涉及，《刑法》第36条第1款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第37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刑事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2000年12月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4条规定：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通过对以上法律司法解释的研究，笔者认为，刑事损害赔偿是指犯罪人对因其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或者精神损失的具体被害人的赔偿，这里的被害人包括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既包括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也包括自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同时刑事损害赔偿对于量刑也有重大意义。
二、我国刑事损害赔偿执行的现状及其原因分析
（一） 我国刑事损害赔偿执行的现状
刑事损害赔偿能否得到真正执行对于犯罪被害人的权益保护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如果赔偿的判决得不到执行，就会严重损害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损害被害人经济状况的改善，同时也严重影响国家法律的尊严和社会的稳定，因此，我们要关注刑事损害赔偿的执行，致力于赔偿判决的切实执行。然而根据有关数据显示，刑事损害赔偿的实际执行情况不如人意。北京大学法学院刘东根博士曾对安徽省某县级人民法院2001年和2002年共307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赔偿部分执行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在人身伤害案件的被害人中，只有约30%的人得到了全部赔偿，有15％的人完全没有得到赔偿；在财产犯罪案件中，约有47％的人获得了完全赔偿，约12%的完全没有得到或者得到很少的赔偿。 [1]笔者于2005年对某市法院2003-2004年度审结的307起案件做了调查，结果显示：在受到损害的被害人中，只有63.7％的人得到了赔偿，但其中有18％的被害人不是从犯罪人那里得到的赔偿，没有得到赔偿的也占7％。在财产受到损失被害人中，也只有约65%的人获得了赔偿，其中有约14％的被害人不是从犯罪分子手里获得的，没得到赔偿的也约占9％。
（二）我国刑事损害赔偿“执行难”的原因
1、公民的法律意识淡薄，对法律的认知程度有限。许多犯罪分子及其家属受“赔了不罚、罚了不赔”观念的影响，只在人民法院判决之前积极赔偿被害人的损失，但在判决之后，犯罪人及其家属认为已经受了国家的处罚，对被害人就不再负有义务。因此，对损害赔偿的判决拒不执行或不予积极配合，导致损害赔偿很难执行。
2、刑事损害赔偿的赔偿方式单一，犯罪人没有继续赔偿的能力，无法赔偿全部损失或者根本就不能赔偿。目前我国的刑事损害赔偿以犯罪人诉讼时的财产为限，以金钱一次支付或分期支付为其形式，除此之外，法律没有其他赔偿方式的规定。这样的话，被害人要想获得赔偿很难，因为除非犯罪人在犯罪时非常富有，否则犯罪人一旦被判了刑（数据显示，我国目前的实刑适用率高，管制、缓刑、罚金等的适用率非常低），即意味着进入监狱服刑，这样就丧失了在社会生产中活动的条件，也就无法获得劳动收入。我国《监狱法》第72条规定：“监狱对参加劳动的罪犯，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给予报酬并执行国家有关劳动保护的规定。”但是，监狱的劳动报酬低微，且一般各地监狱的做法是报酬用于罪犯的日常生活开支，多余部分由监狱管理机关保管，在罪犯出狱时一次性付给罪犯，在目前情况下，国家并没有以罪犯在监狱内劳动所得报酬赔偿被害人的规定和法律实践。因此，现行的监狱劳动报酬制度对于刑事损害赔偿来说没有实质意义。与此同时，目前我国犯罪分子的赔偿能力普遍较低，这主要因为：一是犯罪分子年轻化，拥有的个人财产少。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呈现犯罪低龄化的趋势，25岁以下的青少年是犯罪大军中的主体。 [2]二是犯罪分子多数处于社会的较低的阶层，无固定的职业和收入，对法律法规缺乏应有的认识，缺乏良好的教育，经济状况很差。三是犯罪分子在犯罪得逞以后往往将犯罪所得财产挥霍一空，这在财产犯罪特别是一些贪官的贪污案件中非常明显。
3、我国刑法只规定犯罪人赔偿被害人只作为量刑时酌定考虑的情节之一，而对于判决以后，在刑罚的执行阶段，犯罪人的赔偿对其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执行就不再产生任何的实质性影响。在判决之前，犯罪人积极赔偿，以达到从轻或减轻处罚，一旦判决以后，犯罪人认为只是向国家好好履行义务就行了，对被害人是否履行赔偿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因此，犯罪人在刑罚执行期间就会怠于赔偿了。
4、公安、检察等机关一些工作人员的失职行为，导致对犯罪人的财产状况没有及时掌握，使犯罪分子有了转移财产的时间。这主要表现在没有及时、全面的查清犯罪人的财产，没有采取有力措施防止犯罪人及其家属转移财产。同时，对于一些贪污腐败案件，一些领导出面干预、打招呼，拖延了检察机关的时间，导致犯罪分子有时间转移财产，逃到国外，这使国家受损失的巨额财产得不到追偿。
5、人民法院在执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这主要包括执行机构和执行队伍的数量不足，整体素质不高，执行的装备落后，执行没有力度，执行的整体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执行机构的职责和权责不分，法院“重审轻执”现象仍很严重。 [3]执行体制中存在很大问题，“审执不分”，执行人员一手操办，滥用权力，效率低下，导致犯罪人的亲属有了转移财产的时间，使本可以得到赔偿的受害人最终还是得不到赔偿。
6、有些恶性犯罪案件，仅靠犯罪人的能力根本无法赔偿。主要表现为一些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案件，如投毒罪、爆炸罪等案件，往往造成的损失非常巨大，仅仅依靠犯罪人一人或其家属的力量根本就不可能赔偿所有被害人的损失，如发生在石家庄的靳如超爆炸案、发生在阜阳的劣质奶粉案，都造成了上百人的死亡，对于这样的案件，犯罪人的赔偿显然对被害人来讲不会有很大的作用。
三、解决我国刑事损害赔偿“执行难”的几点具体措施
（一）借鉴国外的先进法律制度，完善我国法律中损害赔偿执行的相关规定，将犯罪人赔偿被害人的情况与量刑、缓刑、减刑以及假释结合起来
犯罪人在犯罪后积极赔偿被害人的损失，从一方面来讲减轻甚至消除了犯罪行为的危害性，行为人通过其损害赔偿的努力表明，从主观上他承认其罪责，愿意为其的犯罪行为负责，从客观上来讲，通过犯罪人的赔偿，犯罪的物质的或非物质的后果也减轻，行为危害性减弱，这就降低了处罚的必要性，不需要再用刑罚来证明法律规范的有效性。比利时犯罪学家普林斯指出：任何提供真诚赔偿的囚犯，无论其是全部还是部分的赔偿，也无论赔偿是发生在犯罪后的什么时间，这一情节均应视为免除刑罚或者减轻刑罚产生作用；他同时还指出：在一个特定的关押阶段结束后，囚犯可以被有条件地释放，这个条件就是在特定时间内，囚犯基于赔偿的需要而支付给被害人的钱财，基于完成了债务，囚犯的自由就是必须的了。 [4] 美国全国刑事司法标准与目标咨询委员会在1973年发表的报告中也将犯罪人赔偿看成是减轻判处监禁的一个因素。 [5]美国律师协会和全国犯罪与少年犯罪委员会都支持把赔偿作为缓刑的一个条件。 [6]德国学者施奈德在他的著作中有这样一句话：有的学者认为，缓刑和假释应该只适用于已对犯罪给被害人所造成的损害至少给予一定程度上的补偿的罪犯。 [7]还有如《意大利刑法典》第165条（缓刑受刑人之义务）规定：“缓刑之判决得附带宣告回复原状、损害赔偿、公布判决结果等作为损害之补偿。”第168条第1款又将不履行此项义务者作为缓刑撤销的原因。又如《瑞士刑法典》第41条也有类似的规定，另外《瑞士刑法典》第38条和《意大利刑法典》第176条都规定将赔偿损失作为假释的条件之一。 [8]
在国外，法律上或者相关学者已将赔偿损失与量刑、缓刑、减刑以及假释等相结合。在我国，一些司法解释中也一些规定，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这两个解释都规定了在司法实践中，赔偿损失可以作为犯罪人从轻处罚的情节之一，但是这还远远不够，这两个解释的内容都还不是很明确，具体实行起来很难，而且这些规定还只仅仅存在于司法解释中，并没有在刑法典中规定，没有突出赔偿损失与刑事责任关系的重要性，使犯罪分子存在误解，对赔偿以后能否得到相应的减免心中无数，从而对赔偿产生消极观望的态度。 [9]所以，笔者认为，我国应继续完善这方面的立法工作。当然，赔偿可以减免刑罚以及作为缓刑、减刑以及假释的条件的建议并不适用于惯犯和累犯，也不适用于谋杀、蓄意杀人、抢劫等重大罪犯，它只适用于偶犯、未成年犯、过失犯以及法定刑较低的罪犯。
综上所述，将犯罪人赔偿被害人损失作为量刑的一个法定情节以及与缓刑、减刑、假释结合起来对促进我国刑事损害赔偿“执行难”的解决将具有重要意义。
（二）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监狱劳动赔偿制度
罪犯在监狱服刑期间要参加各种形式的劳动，我国《监狱法》第69条规定，有劳动能力的罪犯，必须参加劳动。同时，第72条规定，监狱对参加劳动的罪犯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给予报酬。我国有关法律没有规定劳动报酬的支付标准及用途，但在国外，有许多国家对其都有相关规定，如意大利的监狱法规定，向罪犯支付的劳动报酬数额平均不得超过同行业工人工资数额的三分之二，在罪犯应得的劳动报酬数额中，有70%属于罪犯所有，另外的30%应当交给救济和扶助受害人基金会。阿根廷的监狱法规定，罪犯全部劳动收入的10％必须用于赔偿因其犯罪行为而给国家或者公民造成的损失，35％用罪犯的家庭生活费用，25%用于罪犯在监狱内自行支配，另外30%作为罪犯的个人财产，由监狱保管。 [10]而我国按比例将罪犯的一部分劳动报酬用于赔偿被害人的损失，根本就没有法律依据和司法实践，笔者认为，国外的按比例赔偿损失值得我们借鉴，用罪犯的部分劳动报酬赔偿被害人的损失，既有利于被害人获得赔偿，也有利于罪犯的悔过，可以使罪犯清醒地认识自己的罪行给被害人带来的伤痛和造成的损失，对劳动的价值也会有更深刻的认识。但由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监狱的生产条件的有限，在一些地区罪犯的劳动报酬还非常低，有的甚至没有，但在一些比较发达的地区，如北京、上海等地，进行罪犯工资比例赔偿试点，然后再逐步完善，使被害人意识到有这样一种获得赔偿的可能，这对于解决“执行难”，维护社会的稳定，具有重要作用。
（三）为犯罪人创造条件履行赔偿义务，设立创造性赔偿制度
创造性赔偿是指为罪犯创造多种形式的获得赔偿能力的机会，从而支付赔偿损害和发展被害人与罪犯之间的关系，而为罪犯改过自尊、复归社会提供宝贵的帮助。在我国，它主要包括将缓刑和假释考验与社区劳动、社区服务结合起来；将周末服刑、定期服刑与参加劳动进行赔偿结合起来；将社区服务的判决与赔偿损失的判决结合起来。 [11]通过将社区服刑和赔偿损失联系起来，规定犯罪人在社区服刑期间必须参加劳动，并将劳动的一部分收入用于支付损害赔偿。这样既使犯罪人得到了改造，又可以最大限度的弥补被害人的损失。创造性赔偿的另一个优势就是赔偿形式的多样化，赔偿的方式不仅仅只局限于金钱，还可以包括犯罪人或其家属为被害人提供劳务、服务等等。
（四）完善法院的执行制度，进行执行体制改革
法院执行体制的最大弊端就是权力运行缺乏有效的保障和制约，如何改变这种状况？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以下办法：一是在现有的基础上，在立法上进一步补充和完善相关法律，明确执行机构的法律地位、责职、程序、责任及执行人员的任免程序等等；二是要进一步明确和实施“审执分立”制度，严格区分审判职能和执行职能，并将审判职能和执行职能作为同等重要的司法职能来看待；三是要协调内部运行机制，解决执行程序和审判程序的脱节问题，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应当更多地考虑执行的因素，即对应该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和先予执行措施的应当适时采取，避免“执行难”；四是实行执行权的分权制约，把强制执行过程中的裁决权、异议审查权和执行实施权“三权分离”，以避免执行人员滥用执行权,保证执行公正；五是必须树立新的执行工作理念，也就是强制执行应该遵循司法被动原则，必须完善现行的强制执行程序；六是必须努力改善执行工作的条件，加强强制执行所需的力量配置，大力提高执行人员素质和业务水平。 [12]
（五）其他方法
如建立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这主要是针对一些重大恶性犯罪案件，犯罪人根本不可能有能力完全赔偿的案件，如爆炸案、投毒案等）。赋予应受赔偿被害人量刑建议权、完善刑事损害赔偿先行给付制度、完善民事赔偿优先原则、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财产保全制度、对价值较大的犯罪工具执法机关处理后再给予赔偿制度、进一步完善各种保险制度等等，这些制度对于解决刑事损害赔偿“执行难”也具有深刻意义，由于篇幅有限，笔者不再阐述。
总之，只有真正解决刑事损害赔偿“执行难”问题，才能使犯罪被害人的合法利益得到确实保护，才能使其对国家和法律充满信心，继续同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才能真正威慑犯罪分子、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团结，真正实现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⑴ 刘东根著：《刑事损害赔偿研究》[ M ]，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
⑵ 储槐植、许章润等著：《犯罪学》[ M ]，法律出版社，1997年。
⑶ [ 意 ] 加罗法洛著：《犯罪学》[ M ]，耿伟、王新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
⑷ 吴宗宪等著：《非监禁刑研究》[ M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⑸ [ 德 ] 汉斯•施奈德著：《国际范围内的被害人》[ M ]，许章润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
⑹ 马克昌主编：《刑罚通论》[ M ]，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⑺ 力康泰、韩玉胜著：《刑事执行法学原理》[ 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
⑻ 李政、杨惠玲：《从“执行难”透视执行立法程序之不足》[ J ]，陕西省行政学院、陕西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第8期。
⑼ 林榕，《执行难的成因及其相应对策》[ J ]，三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3期。
贵阳市城市绿线管理办法
贵州省贵阳市人民政府
贵阳市人民政府令第25号
《贵阳市城市绿线管理办法》已经2007年5月21日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7年7月1日起施行。
市 长
二OO七年五月二十一日
贵阳市城市绿线管理办法
第一条为了建立和严格实行城市绿线管理制度，加强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保障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实施，加强城市绿地的规划、建设和管理，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城市绿线，是指城市各类绿地范围的控制线。主要包括公共绿地、居住区绿地、防护绿地、生产绿地、其他绿地等范围控制线，分为现状绿线和规划绿线。
现状绿线是指已经建成的各类城市绿地范围界线；规划绿线是指规划确定的各类城市绿化用地以及根据规划需要控制的对城市生态和景观产生积极作用的区域控制线。
第三条本市城市规划区内城市绿线的划定和监督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市规划、园林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市城市规划区内城市绿线的划定。并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城市绿线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市规划、园林行政主管部门应组织编制城市绿地系统规划。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是城市总体规划的组成部分，应确定城市绿化目标和布局，规定城市各类绿地的控制原则，按照规定标准确定绿化用地面积，分层次合理设置公共绿地、居住区绿地、防护绿地、生产绿地、其他绿地等布局，发挥城市绿地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保证生态功能，景观效果，突出地方特色。
城市总体规划、城市绿地系统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修建性详细规划是城市绿线划定的主要依据。
第六条下列区域应划定城市绿线：
（一）现有的和规划的公共绿地、防护绿地、生产绿地、居住区绿地、单位附属绿地、风景林地、道路绿地等；
（二）城市规划区内的河流、湖泊、山体等城市生态控制区域；
（三）城市规划区内的风景名胜区、原生植被及园林文物、古树名木规定的保护范围等；
（四）其他对城市生态和景观产生积极作用的区域。
第七条城市绿线的批准、调整，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城市绿化条例》的规定实施。
第八条批准的城市绿线应向社会公布，接受公众监督。
第九条城市绿线范围内的现有绿地和规划绿地，由市规划、园林行政主管部门登记造册，编制现有和规划绿线控制图则，建立数据库，严格管理。
市园林行政主管部门应依据规划绿线控制图则，编制分期实施计划，完成规划绿地建设。
第十条城市绿线范围内的公共绿地、居住区绿地、防护绿地、生产绿地、其他绿地等的建设，必须符合《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公园设计规范》等规定的标准。
建设工程的配套绿化应在修建性详细规划审批时，与主体工程同步设计，明确绿地布局，划定绿地范围界线，经市规划、园林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后，与主体工程同步施工、同步验收。未达到核定配套绿化要求的，不予办理竣工验收手续。
第十一条城市绿线范围内的用地，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作他用。
有关部门不得违反规定，批准在城市绿线范围内进行建设。因特殊情况，确需临时占用城市绿线范围内用地的，必须依法办理相关审批手续。临时占用期满后，必须退还。
在城市绿线范围内，不符合绿地系统规划要求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他设施应当限期迁出。第十二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城市绿线范围内进行拦河截溪、取土采石、设置垃圾堆场、排放污水以及其他对生态环境构成破坏的活动。
第十三条市规划、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定期对城市绿线的控制和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并向同级人民政府和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第十四条违反本办法规定，擅自改变城市绿线内土地用途、占用或者破坏城市绿地的，由市规划、园林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第十五条违反本办法规定，在城市绿线范围内进行拦河截溪、取土采石、设置垃圾堆场、排放污水以及其他对城市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活动的，由市规划、园林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依法处罚。
第十六条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城市绿线监督管理过程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对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十七条本办法自2007年7月1日起施行。
关于《贵阳市城市绿线管理办法》的说明
一、制定《贵阳市城市绿线管理办法》的必要性
（一）是严格实施城市绿化规划控制的需要
贵阳市地理环境主要是山地，城市特点为“城中有山、山中有城”，城市规划布局为中心区、小河片区、白云片区、金阳新区、三桥马王庙片区、花溪片区、二戈寨片区、龙洞堡片区、新添寨片区九个片区，城区各类现状绿地面积为201.5713平方公里，绿化覆盖率达到40.47%。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建设高速增长，城区可用建设用地日趋紧张，侵占现有绿地、挤占绿化控制区域的情况时有发生。随着市委、市政府“环境立市”战略的提出，对如何保护好城区现有绿地，合理规划配置建设用地，加强城市绿化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要达到各规划片区之间以绿色空间隔离，绿地面积逐年增加的目的，运用法制手段，依法保护各类现状绿地，依法分期实施规划绿地建设，制定《贵阳市城市绿线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显得极为必要。
（二）是有效实施城市绿线管制的需要
城市绿线划定的主要依据是城市总体规划、城市绿地系统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修建性详细规化。城市绿化的建设发展，如果不实施严格的绿线管制制度，划定明确的绿地范围控制线（即绿线），城市园林绿化建设将会无序和混乱，可能出现以牺牲绿地为代价发展城市建设的情况，违背“环境立市”战略。因此，有必要通过立法，确定贵阳市绿线管理制度，规范城市绿化规划布局，明确绿线控制，合理配置各类绿地，才能实现城市绿化建设的逐年增长。
（三）是建设国家级园林城市的需要
贵阳市确定“环境立市”发展战略以来，城市绿化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荣获了“全国绿化模范城市”和“省级园林城市”荣誉称号，要使我市城市绿化建设更上一层楼，达到国家级园林城市的标准，必须进一步建立健全城市绿化法规体系，制定绿线管理方面的法规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因此，有必要制定一部专门的政府规章，明确职责，强化监督和管理，实施严格的绿线制度，尽早实现建设国家级园林城市的目标。
二、起草的过程及立法依据
（一）起草过程
2003年市政府下发的《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绿化建设管理的意见》中强调“严格实行城市绿线管制制度，绿线范围内的土地严禁改作它用”，对绿线的划定和绿线的管理提出了立法要求，我们将制定《贵阳市绿线管理办法》纳入议事日程。并派员前往石家庄参加全国绿线管理工作会议，认真学习其他城市绿线划定和管理经验，着手筹备《办法》的起草。 2006年，贵阳市申报创建全国园林城市，《办法》的起草显得更加紧迫，起草小组拟出征求意见稿后在林业绿化系统内征求意见2次，修改3次。2007年4月29日、5月14日召开规划部门参加的论证会，听取相关意见，起草小组采纳了可行的意见和建议，对《办法》再次进行修改，经市政府法制办审查、修改，最终形成办法（草案）送审，并经2007年5月21日市政府常务会议通过。
（二）立法依据
《办法》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国务院《城市绿化条例》，以及建设部《城市绿线管理办法》，参考省外绿线管理立法经验，结合我市实际制定。
三、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绿线的性质
绿线是各类绿地范围的控制线，包括城市各类现状绿地、规划绿地和对城市生态和景观产生积极作用的区域。都必须明确其范围、界线，才能有效控制和管理，其用地性质不能随意改变，要保卫好这条城市绿化建设的生命线，就必须确定绿线的性质。因此，《办法》设第二条、第十一条予以明确。
（二）关于执法主体
市规划、园林行政主管部门是城市绿线划定和监督管理的执法主体，负责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编制、城市绿线的具体划定、城市绿线的监督管理、规划绿地建设的分期实施等具体工作。因此，《办法》第四条、第五条予以明确。
（三）绿线的划定、批准和公布
城市绿线是依据城市总体规划、城市绿地系统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修建性详细规划进行确定，其审批、调整必须按照法定的程序进行。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的绿线，要向社会公布，接受公众的监督，这样才能保证绿线的法定地位和权威性。因此，《办法》设立第七条、第八条予以明确。
（四）城市绿线控制图则的编制
城市绿线范围的现状绿地和规划绿地，要掌握其是否减少、增长，是否遭破坏、侵占等动态情况，就必须进行登记造册，并编制绿线控制图则，建立数据库进行严格管理。其中，绿线控制图则是最直观和最有效的管理手段之一。因此，《办法》设第九条予以明确。
（五）建设工程配套绿化的监控
建设工程配套绿化是城市绿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设工程的修建性详细规划审批过程中审查配套绿化，明确绿地布局和范围界线，与主体工程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并对未达到配套绿化要求的，不予办理竣工验收手续，这样环环相扣做好事前和事后监督管理，才能使建设工程配套绿化落到实处。因此，《办法》设立第十条予以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