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政局为遇难流浪汉索赔案”探讨我国当事人适格制度

严佳维


一、问题的提出
2006年4月，江苏省高淳县民政局为遇难流浪汉索赔案（以下简称“高淳案”）引起了世人广泛的关注，被法学界和新闻界称之为政府为流浪汉打官司讨说法的“中国第一案” 。 时隔8个月之久，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县人民法院于06年12月18日作出了一审判决：因主体不适格，裁定驳回民政局起诉。
尽管该案已暂时告一段落，但这个一审判决并不意味争议问题得到彻底解决。由该案引发的对民政局作为原告主体是否适格的争论，以及倘若民政局不可以作为原告，那么死亡流浪汉是否是撞了白撞，他们的合法权益到底该由谁来维护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仍有待研究解决。适逢我本学期主修民事诉讼法，于是我结合相关案情、立法，针对上述案件原告是否适格问题深入进行了研究思考。

二、案件背景资料的收集
因为我只是在课堂上听老师提起过这个案子，所以我对该案的始末和细节情况不甚了解，故我首先通过上网及查阅相关报纸报道搞清楚案件的基本情况。
1、“高淳案” ：
2004年12月4日，李某酒后驾车，在南京高淳县境内将一名躺在马路上的流浪汉碾轧身亡。多方联系后，死亡男子身份仍然无法确定，交警部门在处理这起交通事故中陷入了困境。
2005年4月2日，高淳境内再次发生类似事故。司机王某驾驶车辆，将一流浪汉撞跌在机动车道内，迎面驶来的机动车从流浪汉身上碾轧而过，致使其当场死亡。这个流浪汉的身份同样无法确定。由于肇事司机多次催促警方来处理事故，高淳交警大队找到高淳县检察院咨询解决办法。
2006年3月8日，高淳县检察院向高淳县民政局下达了两份《检察建议书》，提出建议：由民政局代两名无名流浪人员提起人身损害赔偿诉讼。几天后，民政局将两起事故中的肇事方和保险公司诉上法院，要求赔偿两流浪汉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30多万元。
2006年12月18日，高淳县人民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因主体不适格，裁定驳回民政局起诉。
在查询本案相关资料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今年在其他地方也发生了类似的案件，只是未受到媒体太多的关注而已，并且当地的人民法院也都已经作出了相关的判决，我认为这对研究所要讨论的问题有很高的价值。故也摘录如下：
2、“湖南临湘救助站为遇难流浪汉索赔案”（以下简称“临湘案” ）：
2005年11月12日晚，一名流浪汉在107国道1419KM界碑羊楼司附近遇车祸身亡，当地交警部门在规定期限内公布消息寻找死者家属，至今无人上门认领。
2006年4月12日，在当地交警部门和检察院的支持下，临湘市民政局救助站以职能部门的身份将肇事车辆所属的运输有限公司和投保的财产保险公司告上法院，并提出了25万元的索赔金。
2006年7月21日，临湘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两被告向原告民政局救助站支付赔偿款15万余元。
3、“浙江桐庐县民政局为遇难流浪汉索赔案”（以下简称“桐庐案” ）：
2005年10月31日晚，在桐庐县境内的省道上，司机姚某驾驶一辆轻型货车，因疲劳驾驶打瞌睡，车辆失去控制，撞上迎面走来的一男子，造成该男子重伤，经抢救无效死亡。交警部门认定姚某负这起事故的全部责任，但是死亡男子的身份却一直无法查明。
2006年9月，桐庐县检察院以交通肇事罪对姚某提起公诉。引人注目的是，桐庐县民政局作为附带民事原告人的身份出现在法庭上，为无名氏索赔33万余元。
桐庐县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浙江省实施该法有关规定，身份不明之人在道路交通事故中遭受伤亡的，损害赔偿金由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提存保管。而身份不明之人是有关行政法规规定的“三无人员”，属社会救助对象，民政局是负责处理社会救助事务的部门，由其代为被害人主张权利并无不妥。
据此，法院一审判决：姚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同时赔偿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即桐庐县民政局）33.8万余元。

三、背景资料的剖析
从上述三个类似案件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各地法院对民政局能否为遇难流浪汉索赔这一问题的立场是不同的。在“高淳案”中，当地人民法院认为民政局作为原告主体不适格；而在“临湘案” 和“桐庐案”中，当地人民法院显然认同民政局或其下属机构救助站具有合法的原告资格。
那么为什么类似的案件，人民法院会作出不同的判决呢？进一步深究，我发现“临湘案”较之“桐庐案” ，与“高淳案”更具可比性。理由是：
在“桐庐案” 中，由于06年3月底，浙江省人大通过了《浙江省实施办法》，其中第61条有这样的表述：“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有权向赔偿义务人追偿” ，“交通事故死亡人员身份无法确认的，参照城镇人口赔偿标准，其损害赔偿金由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提存保管”。而目前浙江还没有一个真正的“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 ，但可以将其广义理解为政府相关部门。民政局与无名流浪汉之间正好是救济与被救济的关系。这样，法院通过这个地方法规认定桐庐民政局的维权名正言顺。
但“临湘案” 和“高淳案”中，湖南和江苏并没有制订和浙江类似的地方法规以使民政局的主体资格得到法律法规上的确认，所以接下来我主要是针对这两个案子进行比较分析。但值得注意的是，“桐庐案”对所提问题的解决有着很大的启发意义。

四、问题核心的理论介绍
“临湘案” 和“高淳案”所反映的问题核心就是民政局原告主体是否适格，抽象到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上就是有关当事人适格的问题。那究竟民政局是否为适格主体，以下我就带着这个问题对民事诉讼当事人适格制度进行论述和思考。
（一）当事人的概念
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是指为保护民事权益，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诉讼，引起诉讼程序发生、变更、消灭的人。当事人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当事人只包括原告（起诉的人）和被告（被诉的人），广义当事人除原告和被告外，还包括共同诉讼人、诉讼代表人和第三人。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无当事人即无民事诉讼。
（二）当事人适格
1、当事人适格的概念
当事人适格，是指当事人在具体的民事诉讼中，能够作为当事人进行起诉或应诉，具有诉讼实施权的资格。
当事人适格和民事诉讼权利能力不同，当事人适格是就具体案件而言的，当事人适格表明该当事人是正当当事人（正当当事人是指对特定的诉讼，有资格以自己的名义成为原告或被告，因而受该案判决拘束的当事人）。而民事诉讼权利能力是针对抽象诉讼而言的一种资格，有民事诉讼权利能力未必是正当当事人。
2、判断当事人适格的标准
传统民事诉讼法理论认为，适格当事人应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一是具有民事诉讼权利能力（当事人能力）；二是对诉讼标的所涉权利义务关系具有诉讼实施权。判断当事人适格的标准，关键就在于有无诉讼实施权。根据当事人对特定的诉讼标的有无诉讼实施权，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将当事人分为适格当事人和非适格当事人，我国学者又称为正当当事人和非正当当事人。
在不同的法律关系中，诉讼实施权的基础是不同的。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形：
（1）对实体权利有处分权或管理权
一般来说，实体法上的民事法律关系或者权利义务主体，即直接的利害关系人，对诉讼标的具有诉讼实施权，是适格的当事人。这是传统的利害关系当事人观念的主要依据，也是我国民诉法规定的起诉要件之一。争议的实体法律关系主体如原告对自己的权利有处分权或管理权，他们当然具有诉讼实施权，可以就争议的法律关系提起诉讼，从而成为正当的当事人。
（2）诉讼担当
在某些情况下，法律关系主体之外的某些特定主体虽然不是权利义务主体，但其基于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对诉讼标的享有管理权或处分权，也是适格当事人。对于上述情形，民诉法理论上称为诉讼担当。所谓诉讼担当，是指实体法上的权利主体或民事法律关系主体以外的第三人，对他人的权利或法律关系有管理权，以自己的名义，为了他人的利益或代表他人的利益，以正当当事人的地位就该法律关系所产生的纠纷提起诉讼，法院判决的效力及于原民事法律关系主体。
根据诉讼担当产生的依据不同，诉讼担当分为法定的诉讼担当和任意的诉讼担当。法定的诉讼担当是指基于法律规定而对他人的权利或法律关系享有诉讼实施权，如破产管理人、遗嘱执行人、遗产管理人、失踪人的财产代管人、为保护死者利益提起诉讼人等；任意的诉讼担当是根据民事法律关系主体的意思而承认的诉讼实施权，如我国的代表人诉讼中，代表人基于被代表人的授权而担任诉讼代表人。
3、适格当事人的确定
　　　　　　　　　　我县刑释解教人员再犯罪案件的特点及预防对策

　　近年来，刑罚处罚释放人员、解除劳动教养人员（以下简称刑释解教人员）再犯罪案件居高不下，2001年至2003年我县检察机关共向审判机关提起公诉649人，其中属于刑释解教人员再犯罪的有84人（除1名女性外其余均为男性），占三年提起公诉总人数的12.9%。刑释解教人员再犯罪，严重危害了我县的社会治安和政治稳定。本文通过对刑释解教人员再犯罪案件进行深入调查，发现其特点，剖析其原因，探寻其对策，以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关注，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刑释解教人员再犯罪。
　　一、刑释解教人员再犯罪的特点
　　（一）刑释解教人员再犯罪呈现“七多”现象。一是农民多，有68人，占80.9%，无业和待业人员有14人，其他2人。二是青壮年多，再犯罪人员中，20岁至40岁的有64人，占总数的76%，其中20至30岁的有37人，30至40岁的有27人，另外还有10名18岁以上19岁以下的青少年，特别是在调查的15名“三进宫”和“五进宫”人员中，再犯罪年龄均在20岁以上40岁以下。三是本县人多，有78人，占92.8%，其他为本省外县人。四是文化层次低的多，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有81人，占96.4%，其中初中37人，小学42人，文盲2人，尤以小学为最多。五是“二进宫”人员比例多。第二次进监狱的有69人，占总数的82.2%；而“多进宫”人员相对较少：“三进宫”人员有12人，占14.2%；最少的为“五进宫”有3人，占3.5%。六是累犯多，在84名刑释解教人员中，五年内再犯罪的累犯有60人，占总数的71.4%。七是伙同他人共同作案的多，有57人，占67.8%，且结伙作案持续时间长；其中伙同其他刑释人员共同作案的有23人，占共同作案总数的40.3%。
　　（二）从案件性质看，刑释解教人员再犯罪（最后一次犯罪）主要涉及侵犯财产类犯罪。其中侵犯财产类犯罪64人，占总数的76.1%。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的有9人，占总数的10.7%，其他犯罪11人。在调查中发现，刑释解教人员前后犯罪侵犯同一类型客体的多。在84名刑释解教人员中，前后犯罪属于同一类型（如侵犯财产罪中的盗窃罪、抢劫罪）的有54人，占总数的64.3%，其中前后犯罪触犯同一罪名的有25人，占总数的29.7%。另外，刑释解教人员从初次犯罪到再犯罪，普遍是从秘密作案到公开作案、从一般侵财型犯罪发展到暴力侵犯人身、财产性犯罪，可见，刑释解教人员再犯罪的主观恶意加深，胆大妄为不计后果，情节更为恶劣，社会危害性升级，影响极坏。
　　（三）刑释解教后至再犯罪的时间间隔较短。在69名“二进宫”人员中，刑释解教后再犯罪时间间隔不到3年的有46人，占累犯总数的54.7%，可以说，刑释解教后3年内是再犯罪的高发期。其中一年以下的有26人，在半年内再犯罪的有15人，三个月的有9人，间隔最短的仅有23天，一至三年的有20人；三年以上的有23人。刑释解教后在15名“多进宫”人员中，每次刑释后至再犯罪的间隔都在3年以下的有11人。
　　（四）刑罚较轻。在84名刑释解教人员中，有54人的刑期在3年以下，占总数的64.3%。其中在69名“二进宫”人员中，被判处刑期在3年以下的有46人，占总数的54.7%，4年以上10年以下有14人，另有管制1人、拘役2人，劳教6人；在15名“三进宫”和“五进宫”人员中，不论前罪还是后罪，每次刑期都在3年以下的有8人。而且，84名刑释解教人员中，在刑罚执行期间，有17人减刑、有4人假释。
　　二、刑释解教人员再犯罪的主要原因
　　自身原因
　　（一）无技术特长，缺少谋生手段。一些刑释解教人员尤其是因一念之差误入歧途的初犯偶犯，大多能真诚悔改，有的还立功减刑或提前解教，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但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城镇下岗职工的增多出现就业难问题，改革开放后农村土地政策的调整，面临人多地少劳力过剩的状况，很多刑释解教人员由于他们自身文化修养和素质较差，缺少技术特长，缺乏竞争力，加之他们曾被判刑或劳教，社会对他们容纳度降低，就业机会大大减少，他们重返社会后找不到工作，又没有地种，失去了生活保障。同时还受到人们的歧视，这样就会使他们在心理上承受精神压力和生活艰辛，这双重压力往往会使他们很容易产生自暴自弃的想法，导致他们重新走上犯罪道路。如仅有小学文化的陈×才，其曾在24岁因盗窃被劳动教养1年6个月，此后又有三次因敲诈勒索、强奸、盗窃在监狱里度过了十个春秋，直到2002年2月释放，但他已过而立之年却无一技之长，终觉生活艰难，陈×才只得重操旧业，于2003年1月在本镇某工场盗窃财物，再一次走进了监狱。在84名再犯罪的刑释解教人员中，大多数属无技术特长，缺少谋生手段，就业无门的。
　　（二）恶习难弃，重蹈覆辙。一些违法犯罪人员进入监管场所前染有吸毒和赌博恶习，刑释解教后往往抑制不住诱惑，不惜再次以身试法，有的则因回归社会后处处碰壁而破罐破摔，重拾恶习。如曾×军，1997年11月因敲诈勒索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1999年刑满释放后染上毒瘾，其从2002年3月开始，为了获得毒品供自己吸食，按照李某的吩咐，先后把1.9克海洛因毒品贩卖给吸毒人员。还有些刑释解教人员难脱好逸恶劳恶习，他们重返社会后为追求奢侈的生活、高档的消费和舒适的享受，不惜以身试法。如黄×峰，平日游手好闲，追求不劳而获，2002年8月其以借用为名，将亲戚的一辆摩托车卖出得款供自己挥霍，后被法院判处拘役3个月于同年10月25日释放，出来仅23天即于11月18日又伙同刑释人员古×辉，用同样的作案手段骗得他人一辆摩托车卖出，将赃款共同挥霍。
　　（三）犯罪主观恶意深，有的还以犯罪为职业。有的刑释解教人员自小染上不良习气，违法犯罪后不认罪悔罪，不接受教育改造，一旦刑释解教，便故态复萌，重操旧业。更有一些“三进宫”以上者，不是积极地从中吸取教训，反而消极地认为是社会与他们过不去，因而憎恨社会。他们有的向涉世未深人员传授犯罪方法，有的则变本加厉，刑释后疯狂作案，不少恶性案件都是“多进宫”的刑满释放人员、惯犯和逃犯所为。2001年至2003年，我县县城飞车抢夺案件居高不下，检察机关共提起公诉26名涉案人员，其中有刑释解教人员16人，占总数的61.5%。典型案例如黄×安、蓝×华、马×坤、黄×（女）、谢×、谢×金等6人抢夺案，在2001年间抢夺十余次，抢得钱财共值8万多元，此抢夺团伙中前4人均是刑满释放人员，且均属累犯。
　　（四）江湖义气，为朋友两肋插刀。刑释解教人员经历复杂，人员交往复杂，除过去一些朋友外，还在“两劳”场所结交了一些人，这些人重哥们义气而不讲法律，甘愿为朋友两肋插刀。如万×刚曾在1999年4月20日因寻衅滋事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001年10月16日晚上，其结识的朋友、刑释人员曾×全等人在县城某酒店停车场与李某等人发生争吵打架，后被民警制止。万×刚得知后即伙同二十多人，手持刀具、铁水管等工具，脱掉上衣，冲到李某等人就医的某门诊部，见人就打见物就砸，砍致轻伤1人、毁坏房门2扇、砸坏小汽车2辆、摩托车6辆，情节恶劣影响极坏。
　　（五）法律意识淡薄，再次触犯刑律。有些刑释解教人员在监管场所认真服刑改造，思想有了较大转变，回归社会后也能自食其力，但由于法律意识淡薄，不自觉地又触犯了刑律。如张×强非法持有枪支一案，他原系五华县某农场职工，在1990年因犯诈骗罪、销售赃物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1993年4月释放，1994年又因犯销售赃物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1995年12月减刑释放，后张×强经营酒店。为了保证自己的人身财产安全，张×强于2003年2、3月间，从大坝镇七都村邓某手中以二百元购买到一支自制猎枪，并从平南镇丁某手中拿到三发猎枪子弹，放在其酒店的房间里，直至同年7月被发现非法持有枪支。
　　社会原因
　　（一）社会歧视。一些刑释解教人员由于有“劣迹”，他们重新走向社会后，一些人不自觉地视之为“另类”，他们在就业、工作、婚姻等方面会遇到比平常人更多的困难，承受的社会压力增大，面对社会的迅速变化，他们往往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应心理，同时也容易产生一种对社会警惕和排斥心理，较少与平常人交流，最终形成反社会的性格。蒙受歧视而又缺少沟通是导致刑释解教人员走向犯罪的重要原因。
　　（二）亲友冷落。一个人违法犯罪了，他本人进了监管场所，对其家里影响较大，会不同程度地“连累”了他的家人。对家里出现的这种“不光彩”的事，一些人对“犯了法”的亲属进了“两劳”场所，平时懒得写封信打个电话去安慰和鼓励，到刑释解教后，对亲属的就业、生活不闻不问，严重地挫伤了刑释解教人员的重新做人的信心，最终导致他破罐子破摔。
　　（三）监管原因。一是一些监狱和劳教场所存在重经济效益，轻改造、教育、管理的状况。在当前市场经济激烈的竞争中，监管场所为了提高经济效益，不可避免地把大量的时间、人力用于单位“搞创收”上，而忽视将更多的精力去做违法犯罪人员的思想改造和为他们日后走向社会有立足之地而进行知识更新、技能培训等方面。二是教育改造手段单一，不能适应新形势下的罪犯思想改造。一方面，管教干部承担着大量违法犯罪人员的劳动教养、劳动改造的管理工作，这使他们难以集中精力，影响了对违法犯罪人员的教育挽救效果。另一方面，监狱主要是通过减刑、假释方法促使罪犯认真改造，缺少人文关怀和有针对性的改造手段。而监狱中实行多年的减刑、假释考核办法，容易造成一些罪犯在改造中投机取巧，处心积虑使自己能得到减刑、假释的机会，但其内心深处的劣性往往没有得到彻底、有效的改造。三是帮教工作未得到很好衔接。刑释解教人员回归社会后，还需要有关部门对他们进行帮教。但由于现在人户分离的现象十分普遍，很多刑释解教人员为了谋生而外出四处打工，使社会上的监管工作不能到位，出现了不少无人监管的情况，一旦有其他因素触发，极易造成再次犯罪。
　　三、防范刑释解教人员再犯罪的对策和建议
　　（一）加强教育改造的力度。一是要使监管场所真正成为教育改造违法犯罪人员的地方。不要将劳动改造、劳动教养场所仅仅当作是限制人身自由的场所，而是要作为净化受监管人员心灵的阵地，要保证监管场所把监管力量投入到执行处罚、改造罪犯的工作上来。管教干部要教育受监管人员在改造过程中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后果，从内心深处认识自己的行为性质，自觉地投入改造，从主观上避免再犯罪。要运用科学的管教方法，宣传社会主义伦理、道德，普及法律知识，传授劳动技能，使他们的思想道德水平、文化知识水平和职业技能都有一个很大的提高，帮助他们树立起重新做人的信心，引导他们摆脱因违法犯罪留下的阴影，树立起正确、健康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二是建立减刑考验期制度，大胆适用假释制度。在对服刑人员决定减刑的同时设定一定的考验期，如果罪犯在考验期内不再积极改造并违反监规，可以宣布撤销减刑决定，对其继续执行减刑前的刑期。同时，针对一些监狱“人满为患”的现象，可以考虑适用假释制度，对符合条件的服刑人员大胆适用假释，并设置专门机构负责对假释人员假释期间的监督和考察。
　　（二）加强对累犯的打击力度。修订后的刑法将以前构成一般累犯的前后罪时间距离由3年延长至5年，一方面会更有助于刑罚特殊预防目的的实现，另一方面也说明累犯对社会治安的危险性更大。依法对累犯严厉惩处，必将有利于有效地遏制刑释人员再犯罪率的上升。特别是在“严打”整治斗争中，对刑释解教人员再犯罪必须从重从快予以打击，始终保持高压态势，方能将其犯罪气焰打下去。加大对刑释解教人员重新犯罪的打击力度，作为司法机关，应本着执法必严的原则，对那些以身试法屡教不改的刑释解教重新犯罪人员、团伙犯罪一定要快捕快诉快审快判，从重打击，扼制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以示法律的威严，达到惩治犯罪保护人民的目的。
　　（三）重视和关心刑释解教人员的就业问题。搞好刑释解教人员回归社会后的就业安置工作，要有创新思路。首先，劳改和劳教场所在改造阶段应适时开展一些职业培训，提高他们回归社会后的就业能力。其次，在主管部门扶持指导下组建以刑释解教人员就业为主的经济实体，做好刑释解教人员过渡性安置就业工作，同时加强建立对其定期的考察制度，帮助其尽快适用新的生活。再次，基层政府职能部门应通过适当形式加强刑释解教人员的法律、素质和专业技术教育；并从实际出发，动员和要求招工单位从着眼于社会稳定的大局出发，在招工就业方面提供机会；对在家务农的刑释解教人员，应保证他们有一定的土地经营，使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四）家庭和亲友要多从精神和生活上予以关心。社会给予刑释解教人员更多的关爱和理解，有关部门和组织切实关心这一特殊群体的生活和工作，是从根本上帮忙和挽救刑释解教人员的方法之一。家庭成员的态度对刑释解教人员的影响相当大，应该用亲情去拉一把，而不要推一把，并要尽量避免刑释解教人员的家庭解体。在他们服刑劳教时要多探望，增强他们重新生活的勇气；当他们重新走进家门时，要真诚相待，精神上多安抚，生活上多关心，尤其是在他们工作、生活中受到挫折后要多鼓励，激发他们重新做人的信心，扬起生活的风帆。
　　（五）加强基层组织领导，搞好群防群治的社会综合治理工作。作为肩负专政重要职能的司法机关，应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各种刑事犯罪，但是打击固然重要，决不能因为加大打击力度而疏忽了防患于未然的社会综合治理工作。我们应当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安排下，打防结合标本兼治，积极参与社会的综合治理工作，对那些发案率高的乡镇应及时掌握情况，建立联系点帮助基层组织建立一套完整的打防结合的新体系，除对那些突发案件应进行及时处理外，对存在的隐患应及时进行调查研究，制定出相应对策，对发案率高的地区，应加大法制宣传力度，让人们知道什么是守法什么是违法犯罪，应遵守什么样的社会公德，并提高防范意识，做到群防群治，并积极同违法犯罪作斗争，消除犯罪于隐患中。特别是要注意加强预防青少年犯罪，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犯罪和再犯罪。
　　针对刑释解教人员由于承受精神压力和生活艰辛而再犯罪问题，建议司法机关与有关政府部门加强联系建立刑释解教人员管理档案，加强监管工作，加强对他们的考察，对重点人员要建立帮教小组，落实帮教措施，以便随时掌握动态，一旦发现苗头，立即把问题解决和消化在萌芽状态中，努力降低刑释解教人员的重新犯罪率，同时要从政治上更加关心，生活上帮助创造就业机会，使他们体会到党的政策的温暖，从而坚定重新做人为社会创造价值的信念。（广东省五华县人民检察院　张碧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