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晋宁县实际谈贯彻落实人民陪审员制度做法及存在的问题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这意味着中国特色人民陪审员制度将摆脱理论上存废之争的困境，逐渐步入法制化轨道。在民主法治国家，人民掌管着公平与正义的裁决。吸收公众参与审判，让普通民众与法官共同行使国家审判权，这是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实现宪法参政议政权利的重要内容，体现了社会主义司法文明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特征。作为中国诉讼制度的一项优良传统，人民陪审员制度不仅充分体现了司法民主，其更现实的价值还在于发挥人民陪审员在社会阅历、熟知社情民意等方面的独特作用，在当前，如何通过普通公民对司法权运作的直接参与来抵制司法专横和司法腐败，丰富法官在审查案件事实、具体适用法律中的思维、判断，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司法公正，是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也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为此，结合云南晋宁县人民法院人民陪审员工作的实际，笔者谈几点粗浅看法。

一、落实贯彻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情况和方法。
二00四年十月，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了《关于认真学习贯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的通知》，要求各基层人民法院抓好人民陪审员的选任和培训工作，确实落实好人民陪审员制度。接到通知后，晋宁县法院院积极筹备，认真落实，在全市法院系统率先完成了人民陪审员的选任工作。
晋宁县人民法院的人民陪审员主要选任步骤为：2004年10月，晋宁县人民法院向晋宁县委上报了关于选任人民陪审员的请示，在批复同意后，随即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人民陪审员的初选，向社会公告人民陪审员的名额、选任条件、程序等相关事宜。柏会前等十人在自愿的基础上，经推荐和审查确定为初选人员名单，初选名单确定后，将初选人员名单和相关材料送晋宁县司法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之后，经法院院长提名，向晋宁县人大常委会提请任命。2004年11月24日县人大常委会正式任命十人为晋宁县法院人民陪审员。法院同时进行了相应的通知及公告。2005年4月中旬，十名陪审员参加了昆明中院组织的昆明市人民陪审员初任培训，经过学习并顺利通过考试，获得上岗资格。2005年5月18日，通过随机抽取人民陪审员的办法确定一名人民陪审员首次参加案件审理，其余九名人民陪审员旁听了该案的审理。目前，晋宁法院已经有3件刑事案件邀请了人民陪审员参加了案件的审理，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晋宁法院具体人民陪审员的管理办法主要有以下几点：一、陪审员的日常管理工作由法院政治处负责，对聘请的人民陪审员建立档案并由专人负责管理；二、确定人民陪审员参与案件审理的范围：社会影响较大的刑事、民事和行政案件；刑事案件被告人、民事案件原告或者被告，行政案件原告申请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理的案件；三、每年与县司法局共同组织对人民陪审员进行培训；四、每年年底将对在审判工作中有显著成绩或者其他突出事迹的人民陪审员给予表彰和奖励。

二、落实贯彻人民陪审员制度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是需要修改整合相关规定，出台正式的《人民陪审员法》。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规定过于笼统和缺乏可操作性是以前影响人民陪审员制度正常运行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以前的人民陪审员规定饱受法学理论界争议的一个重要因素。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明确了人民陪审员的职责定位，确定了由人大常委会任命并采用随机抽取的产生方式，赋予陪审员对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独立行使表决权，同时对参审案件的范围、任职条件、日常管理和经费保障等作了较为具体的规定，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立法上的缺陷，使人民陪审员制度基本上有法可依。通过立法进一步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这是推进司法改革、实现司法民主、维护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在实行司法公正和“阳光审判”努力中的一个重要举措。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和困难，还必须对有关条款进行修改和整合，进一步出台一部正式的、适应中国国旗的《人民陪审员法》，让人民陪审员制度真正发挥其效能。
二是担任关于人民法院人民陪审员是否必须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问题。
纵观世界各国，陪审制度主要有两大类型:一是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的陪审团模式，另一种是以法国、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的参审制模式。在陪审团模式中，陪审员只负责认定案件事实，至于适用法律，则交由法官负责。陪审员和法官各司其职，分工明确。所以，在这一模式中，客观要求陪审员并不要求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平或者法律专业知识。而在参审制模式中，陪审员与法官一起参与审判案件、认定事实，一起作出裁决，他们之间没有明显的职责分工，这就要求陪审员具备较高的文化水平和一定的法律专业知识。通读我国现行陪审员制度的规定，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吸纳了参审制的主要做法，人民陪审员在人民法院执行职务期间，与法官享有同样的权利。也就是说，人民陪审员同样负责事实部分认定和适用法律。基于这一点，如果在实践中选用的人民陪审员缺乏相应的法律专业知识，如何行使与审判员同等的权利？如何保障人民陪审员参加审理的案件的质量？这一点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形势不断发展，法律体系越来越庞大，而法律越来越趋向精细的背景之下，越发值得我们的立法者深思，陪而不审，合而不议的怪圈是否会再度出现？在不解之中徘徊的陪审员如何走出迷茫的困惑？司法实践会不会又再次远离立法者的本意？
三是关于人民陪审员经费问题虽然有相关规定明确，但在具体实践中难以得到切实保障。 人民陪审员代表人民参加审判机关的审判工作是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力主义务，目前的相关规定已经明确：人民陪审员在法院执行职务所需的费用应列入法院的业务预算并向同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申报，由同级政府财政予以保障。人民陪审员在执行职务期间，所支出的交通、就餐等费用，由人民法院参照当地差旅费支出标准给予补助。这些规定为人民陪审员参加陪审提供有效的物质保障，这不仅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人民参与国家管理，确保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重视和支持，而且更有效地提高人民陪审员履行陪审职责的积极性。以晋宁县人民法院的人民陪审员经费为例：根据预算，2005年度人民陪审员的经费需要11万多，但是县财政核仅拨给法院1万元的经费，这就给陪审员工作的顺利开展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人民陪审员来自群众，了解民情，代表民意，在陪审活动中更注重以社会道德标准评判案件，能克服法官因职业习惯所形成的思维定式，使司法更加贴近民众生活，反映社会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职业法官的知识局限。随着社会、经济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我们的立法者也应当不断探索人民陪审员工作的立法的新路子，立足我国国情，高屋建瓴，迅速完善这一益国益民的良好制度。


作者：云南省晋宁县人民法院 唐时华
邮编：650600
《中国改革》被诉案可以中止诉讼

《法律与生活》今年7月上半月号发表了朱雨晨的文章，题为《〈中国改革〉杂志被诉 保护线人面临两难》。该文报道，2003年9月，由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任总编辑和法定代表人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以下简称“《中改》”）被告上法庭，原告是已被珠江实业集团兼并的广州市华侨房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侨房屋”），诉讼理由是侵犯名誉权，诉讼要求《中改》赔偿名誉损失590万元。该案现在广州市天河区法院审理。
该文报道，2001年，《中改》内参反映了一些国企的厂长经理在职消费过高的问题。中央领导作了批示，指示对于厂长经理的在职消费和收入分配要做一个调查研究，提出相关解决方案。国务院体改办接受了这个任务，成立了调研小组。温铁军是小组成员，当时正好接到“华侨房屋”职工的举报材料，里面有一条就是企业领导的收入和业绩不挂钩的问题。温铁军亲自去了广州和举报的职工见面，问清情况后安排记者进行调查。在调查过程中，他们慢慢感觉到企业在改制过程中，还有优质资产“分肥”的问题。他们便把它作为一个讨论国企的个案来研究。于是，他们三下广州，历经一年时间进行调查研究。2003年7月，《中改》发表了《谁在“分肥”》一文。该文发表后，引起了广州市有关部门的重视，由市建委和下属的建设资产经营公司联合调查“华侨房屋”的真实情况。调查于2004年3月结束。而这篇调查报道也引起了“华侨房屋”的不满，随后便向法院提起了名誉权诉讼。
《中改》对于所报道的事实是比较自信的，他们认为自己的消息源来自“华侨房屋”内部职工的举报。但他们现在面临的困惑是，在质证程序中，《中改》除非让“线人”们公开作证，否则并无胜算把握。但这些主要的“线人”还在华侨房屋工作，公开作证将使“线人”面临风险。另外，更为重要的是，保护消息源是新闻行业几百年的传统，是媒体维持公信力的最基本原则，在中国现行法律框架下并无相应的法律保证。《中改》要么把“线人”供出来，要么败诉，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按照目前的诉讼法律规定，“华侨房屋”的举证责任是提供《谁在“分肥”》一文，侵犯了它的名誉权。《中改》的举证责任是证明其《谁在“分肥”》一文报道真实，以证明其没有侵犯“华侨房屋”的名誉权。而要证明这篇报道真实，《中改》首先必须公布消息来源，让证人出庭作证，并经对方的质证。由于证人还在“华侨房屋”工作，该案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笔者认为，即便《中改》同意提供证人的有关信息，申请证人作证，法院在通知证人作证后，证人也并不一定出庭。因为证人会从自身利益考虑，他们会对出庭的法律后果与自身利益孰轻孰重作出评判。一般而言，出庭的法律后果可能是《中改》胜诉，但与这些证人的自身利益相比较来说，并不是那么紧密、重要的。虽然他们希望《中改》胜诉。与之而来的可能是“华侨房屋”对他们出庭作证的回应。这两者相比，证人们也会慎重考虑的，大多数可能会选择沉默。从某种角度说，这属于《中改》无法控制、左右的。
从法院认证的角度说，证人们由于现在还是“华侨房屋”的职工，与“华侨房屋”有厉害关系，他们证言的证明效力比较弱。因此，判断《中改》是否侵权，职工们的出庭作证并不是至关重要的。退一步说，“华侨房屋”是否分了肥，也不是几名职工说了就算的。
那么，本案中判断《中改》是否侵权的主要证据是什么呢？笔者认为，《中改》的报道是否属实，应该以有关部门的调查结果为依据。即“华侨房屋”到底有没有“分肥”。“华侨房屋”有没有“分肥”，这不是法院能说了算的问题。如前所述，《谁在“分肥”》一文发表后，引起了广州市有关部门的重视，由市建委和下属的建设资产经营公司联合对“华侨房屋”的真实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于2004年3月结束，但调查结果至今没有公布，可能有这样那样的原因。双方当事人都应该相信，调查结果会是公正的，符合事实的。因为，调查主体中有国家机关，还有主管“华侨房屋”的上级部门。同时，这个调查结果是《中改》无法自行收集的。从证据规则上来说，《中改》可以申请法院到广州市有关部门调查收集相关的证据（调查结果）。
从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来看，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止诉讼：……（五）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从上述法律条款的立法意图来看，笔者认为“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即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作为证据。因为没有充分、必要的证据，难以确定本案的审判结果。如果匆匆下判，可能会造成错案。从客观、公正地角度说，与其造成错案，不如暂时中止。这虽然影响了诉讼效率，但没有以牺牲公正为代价。公正与效率相比较，公正应该是第一位的。本案中，据朱文报道，建设资产经营公司的有关人士称，有关司法机关已介入“华侨房屋”问题进行司法调查。这说明，《谁在“分肥”》一文报道是否属实，现在还没有正式结果。即《中改》是否侵权也还不清楚。从司法调查程序的角度说，“华侨房屋”事件潜在着下一步进入审判程序的可能。司法调查迟早会有一个结果的。无论是什么样的结果，这个结果应该是《中改》一案的主要依据。在联合调查结果或司法调查结果出来以后，进行判决也不迟。这样，可以使当事人赢得清清楚楚，输得明明白白。
另外，据朱雨晨的文章介绍，温铁军认为，《中改》被诉案可能是一个有意义的界石，他希望这是一个能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一笔的案件。甚至表示如果败诉不会履行这个判决，哪怕是承担刑事责任也在所不惜。笔者认为，大可不必这样，应该相信法律是公正的。一审败诉了，还可以进入上诉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

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法院 骆玉生
联系电话：0563—2515685（办）
传真：0563--2515968
电邮:lus3030685@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