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借人的证明对象和证明责任探讨
——张三诉李四民间借贷纠纷案
　　 钟 建 林

　　【问题提示】
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如何确定出借人的证明对象和证明责任？
　　
　　【要点提示】
　　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双方当事人对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或者是存在其他法律关系各持一词。如果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事实，亦即原告不能完成自己的证明责任，则要面临因缺乏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这一请求权基础而不能主张被告归还借款的不利后果。

　　【案例索引】
　　一审：XX省XX市XX区人民法院（2010）芙民初字第XXXX号（2011年1月20日）
二审：XX省XX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长中民二终字第XXXX号（2011年4月19日）

　　【案情】
　　原告张三（女）。
　　被告李四（男）。
　　原告张三诉称：2008年，我借款给李四买房。出于对李四的信任，我没有要求李四出具借条。后来李四归还了部分借款，但仍有26000元未还。在双方协商下，李四曾承诺于2010年春节归还，但后来还是没有履行承诺。之后我又多次催促还款，李四也一直承诺还款，但总是不见他履行。2010年7月2日，我因购房急需钱用，再次通过短信催促李四履行还款承诺，但李四仍然拖延至今未还。为维护我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判令李四立即归还借款26000元，并偿付从起诉之日至实际还款之日的同期银行贷款利息。
被告李四辩称：我与张三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因为我没有借张三的钱。我自己虽然买了房子，但并没有因购房而向张三借钱。我和张三原本存在一段恋爱关系，感情也还不错。我们原来都是高中同学，在2003年高三时就已认识。双方从进大学起开始谈恋爱，直到2008年10月底11月初的样子，都是处在恋爱阶段。期间的2008年年中，我们在银行自动柜员机办理业务时，因故吵了一架，没想到发生了银行卡里的款项就在柜员机里被盗的事，大概损失了6万余元。银行卡是张三的户名。当时我们报了案，但直到现在都没有侦破。由于张三说银行卡里的钱实为单位公款，故必须想办法弥补。我作为男友，责无旁贷地付出了5万元。剩余一万余元就由张三自己解决了。就这么一件不愉快的事发生之后的同年10月底，张三及其母亲就不知不觉地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我再也找不到他们。我和张三的感情本来是很好的。现在到了这个地步，我仍然不愿伤害我们的感情，也不愿因我俩个人之间的事而影响到双方的父母，毕竟双方都已经是成年人了。总之，我没有欠张三的借款不还。请求法院驳回张三的全部诉讼请求。
　　XX省XX市XX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张三与李四系认识多年的朋友关系。关于双方朋友关系的性质及历史，李四认为：双方原来都是高中同学，在2003年高三时就已认识，之后双方从上大学开始谈恋爱，这样直到2008年10月底；期间的2008年年中，有一次双方在银行自动柜员机办理业务时，因故发生吵架，同时就发生了银行卡里的款项在柜员机里被盗的事，损失6万余元；该损失经公安侦查至今未能追回；张三说银行卡里的钱实为单位公款，必须填补；李四作为男友，遂责无旁贷地付出5万元，剩余一万余元则由张三自己负担了；就这么一件不愉快事情之后的同年10月底，张三及其母亲竟然和李四不辞而别，至今未能见面；但双方自始至终没有因李四购房之需而发生借贷的事情。
法庭审理中，张三为证明其主张的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的事实，提交了一组双方的短信往来作为证据。短信内容：第一条，时间为2010年2月9日11：13，发件人李四XXXXXXXXXXX，内容：“张三新年好！因年底在家又添购一套住房，去年收益也不佳，手头确不宽欲，加上过年开销不小，请你转告你母亲，我就不联系了，等宽裕些会主动联系的，见谅。”；第二条，时间为2010年7月2日19:50，收件人李四XXXXXXXXXXX，内容：“李四，你好。我家现在有急事需要用钱。你承诺归还的二万六千元现在是否可以兑现？”；第三条，时间为2010年7月2日20:32，收件人李四XXXXXXXXXXX，内容：“你考虑一下，如明天再没有答复，我只能与你父母取得联系，看看他们的意思了。”；第四条，时间为2010年7月2日20:54，发件人李四XXXXXXXXXXX，内容：“抱歉，暂时恐怕不行。至于父母完全不关他们的事。他们比我们情绪急端些，到时弄得不愉快就不好了，再缓缓可以吧。”
针对张三举证的上述短信，李四质证认为，不否认上述短息的真实性，但上述短信不能证明李四曾经因为购房而向张三借了钱。上述短信只是相应时段内双方短信联系的一部分内容，而张三发给李四的短信内容充满了诱导，李四甚至有理由怀疑上述短信是否真的就是张三本人编辑和发送。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双方当事人身份户籍资料、手机通信缴费收据、手机通信客户业务详单、手机短信四条及当事人法庭陈述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审判】
　　XX省XX市XX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本案中，张三主张李四因购房而向张三借款若干元，已归还部分借款，尚欠26000元未予归还，进而起诉要求李四归还借款本金26000元并偿付逾期还款利息。根据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张三负有提供证据证明上述事实确实是真实存在的举证责任，因为李四对张三主张的因购房而向张三借款的事实是根本否认的。
张三所举证据就是四条手机短信。两条是李四发给张三的，两条是张三发给李四的。从李四发给张三的手机短信内容中，看不出李四认可曾经因购房而欠张三借款26000元未还的事实。本案争议的借款本金数额26000元只是出现在张三发给李四的手机短信内容中。关于李四因购房向张三借款的事实，张三又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因此，本案中张三就其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所进行的举证是不充分的。
另外，关于借贷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借款合同的内容包括借款种类、币种、用途、数额、利率、期限和还款方式等条款”。以上规定表明，要主张当事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当事人就要举证证明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中具备以上法律规定所要求的内容。而本案中，张三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存在具备上述法律规定要求内容的借贷关系。
综上所述，张三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所主张的事实，李四关于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的抗辩成立。张三要求李四还款付息，没有事实依据，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驳回张三要求李四归还借款26000元并偿付逾期还款利息的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原告张三不服提出上诉。上诉的主要理由是：原审判决认定张三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存在欠款关系是错误的。经庭审质证核实，双方均认可的往来短足以证明李四尚欠张三26000元未还。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李四向张三支付欠款26000元并从起诉之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
　　XX省XX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原审一致。
　　XX省XX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上诉人张三主张李四因购房而向即借款，并已归还部分借款，尚欠26000元未予归还，上诉要求李四归还借款本金26000元并偿付逾期还款利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因此，张三对其主张的借贷关系负有举证责任。本案中，张三提供了四条手机短信作为证据，但上述手机短信内容并不足以证明上述借贷关系存在，本案争议的借款本金数额26000元只是出现在张三发给李四的手机短信内容中，而关于李四因购房向张三借款的事实，张三又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此，认定张三与李四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证据不足，张三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审法院不予采纳。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50元，由张三负担。

　　【评析】
　　本案为何一、二审法院都判决驳回张三要求李四还款付息的诉讼请求，理由就是张三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双方当事人之间确实成立了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这就涉及到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审理中，出借人的证明对象如何认确定，出借人在何种情况下才算完成了自己的证明责任的问题。
民事诉讼证据法学认为，民事诉讼的证明对象，又称民事诉讼的待证事实，其内涵是指诉讼参加人和法院运用证据加以证明的对案件的处理有法律意义的事实。一般而言，成为证明对象须必备三个条件：第一，该事实对正确处理案件有法律意义，可以是实体法上的意义，也可以是程序法上的意义；第二，双方当事人对该事实存在争议；第三，该事实不属于诉讼上免予证明的事实。民事诉讼证明对象的外延，一般包括当事人主张的有关实体权益的法律事实，即当事人之间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消灭以及发生争议的事实，和当事人主张的程序法律事实，即能引起诉讼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消灭或对解决诉讼程序具有法律意义的事实，等等。
与证明对象紧密相关的一个概念就是证明责任。证明责任又称举证责任，是指民事诉讼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或法院的指定对自己诉讼主张的事实，提供证据并加以证明的责任。证明责任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指由谁负责举证证明案件事实，亦即举证责任的承担，又称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原告在起诉时必须说明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和住址，此即行为意义上举证责任的规定。另一方面是指不能证明自己的主张时应承担什么样的后果，亦即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这种责任是指在其主张不能得到证明时，由提出主张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表现为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主张不能得到法院的确认和保护，并同时要因败诉而承担诉讼费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此即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
证明对象和证明责任的联系在于，只有法律确定的证明对象在诉讼过程中得到证据证明时，当事人才对自己主张的事实完成了证明责任，其相应的诉讼请求也才能得到法律的支持，否则就要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
证明对象的确定，一般都是民事实体法律规定的。
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本质上就是一种借款合同关系。《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第一百九十七条规定：“借款合同的内容包括借款种类、币种、用途、数额、利率、期限和还款方式等条款。”这两条法律规定，表明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出借人要主张还款付息，就必须举证证明当事人之间确实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事实，亦即当事人之间成立了“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双方合意，并且具备“借款种类、币种、用途、数额、利率、期限和还款方式等”借贷关系构成要素。如果出借人不能举证证明以上证明对象，即缺乏依据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主张还款付息的请求权基础，亦即不能完成自己的证明责任，因而必须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
本案中，张三主张要求李四还款付息，因而有义务证明其与李四之间成立了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证明对象就是双方是否达成了借贷关系的合意以及合意的具体内容如何，即“借款种类、币种、用途、数额、利率、期限和还款方式”等构成要素在合意中是如何体现的。张三为此提供了四条与李四的往来短信作为证据。但上述手机短信内容并不足以证明双方借贷关系存在，因为双方争议的借款本金数额26000元只是出现在张三发给李四的手机短信内容中。根据双方往来的短信内容，根本不能确定双方达成了借贷关系的合意，更谈不上具备“借款种类、币种、用途、数额、利率、期限和还款方式等”借贷关系的构成要素。而关于李四因购房向张三借款的事实，张三亦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因此，张三没有完成自己的证明责任，其最终面临败诉的不利后果也就成为必然了。
总之，本案的一、二审判决，都较好地运用了法律、司法解释中关于证明对象、证明责任的规定，依法驳回张三要求李四归还借款并偿付利息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

（作者单位：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建立健全农民利益表达机制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中共扬州市邗江区委党校 张晓芹


新农村建设是亿万农民群众的强烈愿望和根本利益，不仅需要政府的支持和引导，更需要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而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使新农村建设在符合农民意愿的基础上稳步前进，关键之一是要建立健全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笔者认为，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内涵，指广大农民通过合法、正当的途径和方式，把自己的态度、情绪、想法和意见向社会、政府表达出来，以实现和维护自身合理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利益的机制。利益表达机制的功能，在于为具有不同利益诉求的社会群体提供充分反映自己利益要求的常规性途径，让各种不同意见和对立性情绪尽情地发泄出来，避免它们不断累积而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
一、建立农民利益表达机制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在要求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要求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按照这一要求，建设一个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全面发展的新农村，建立农民利益表达机制是其内在要求。
1、建设“物质文明”的新农村要求建立农民利益表达机制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是农村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体现。建设新农村，首要的是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促进农村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农民是新农村的主人，是新农村的受益主体和建设主体，中央提出的新农村建设只是宏观思路，具体到各个地方在建设过程中如何实施，农民不仅有知情权，更应当有选择权和自主权。我国农村地域广阔，农民人口众多，村与村之间的经济基础、自然条件、传统习惯等千差万别。根据不同地区的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巨大这一现实条件，各级政府制定规划或确定项目，应当从农民的生产生活需要出发，着力解决直接关系农民切身利益的问题。哪些是他们最关心、最现实、最直接的问题，只有农民自己才最有发言权，也只有农民才更能为自身群体的前途负责。因此，建设“物质文明”的新农村，要充分听取农民意见，使农民的利益需求得到有效表达、农民的主体地位得到充分尊重，这就必须建立农民利益表达机制。以此，激发广大农民参与建设的热情，保证广大农民创富活力的涌动，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不竭的智慧和力量源泉。
2、建设“政治文明”的新农村要求建立农民利益表达机制
“管理民主”是农村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表现，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治保证。管理民主，就是农村各种组织健全，职责明确，体制合理，民主协商机制、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机制健全，农村党组织核心领导作用得到发挥，农村各项民主制度健全、规范，农民群众在基层经济、政治、文化和其他事务中切实能够当家作主，形成党领导下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农村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要发展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农村政治文明，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建立健全与其相适应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建立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目的就是保证农民享有完整的民主权利，对自身事务拥有更大的知情权和决策权，对社会事务拥有更大的参与权，对公权力行使拥有更有效的监督权，让农民真正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实践主体和监督主体。农村政治文明的核心和本质就是农民“当家作主”，这是农民政治地位的突出体现。因此，建立农民利益表达机制是建设“政治文明”的新农村题中应有之义。
3、建设“精神文明”的新农村要求建立农民利益表达机制
“乡风文明”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灵魂。乡风文明主要包括文明、科学、健康的生活风尚，良好的环保、卫生、生态意识。按照新农村建设的总要求，要从根本上转变农民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和价值观念，引导农民通过自身建设新农村的实践，转变传统观念，提高文化水平，陶冶精神情操，在走向富裕迈向文明的过程中使自己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价值主体和创造主体；要使农民群众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不断提高，社会风气健康向上，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逐步适应农民的需求，这就要求建立农民利益表达机制。通过农民利益表达机制，让农民与政府、社会进行正常的交流沟通，让政府、社会了解农村生活的现实状况和农民群众的所思、所盼、所忧、所虑。根据农民的意愿加强农村文化阵地建设，满足广大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根据农民的意愿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广大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根据农民的意愿开展形式多样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培养广大农民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和良好的生活习惯，为新农村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4、建设“生态文明”的新农村要求建立农民利益表达机制
“村容整洁”是“生态文明”新农村的重要特征，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条件。村容整洁，是指建设环境优美、生态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风貌。当前，建设“生态文明”的新农村，面临的突出问题和农民反映强烈的问题是村庄规划和环境污染。就全国的实际情况看，绝大多数农村，农民的居住较散乱，村庄建设规划明显滞后。对于集中居住，农民不能完全接受，受传统文化和习惯的影响，他们喜欢单门独院、前庭后作的居住方式。如何把旧村改造与新村建设结合起来，如何处理尊重农民习惯与科学合理规划之间的关系，政府的决策需要征求和听取农民的意见。不少地方近年来农村经济发展较快，但环境日益恶化，垃圾遍地、污水横流，不仅破坏生态环境，还直接威胁农民群众的身体、生命健康。农民希望通过一个正常的渠道把自己的想法和忧虑反映出来，让政府了解、重视并加以解决，建立农民利益表达机制是重要的一种方式和途径。
二、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制约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推进
有学者（谢新力）指出，农民这个中国最大的群体，现在正在成为最大的弱势群体。在政策上，他们是被动的接收者；在行政上，他们是被管理者；在经济上，农民像'一袋马铃薯形不成集团力量；在就业上，农民受到各种限制，没有流动的自由和权利；在公共服务上，他们属于最后考虑的范畴，而且往往是可望而不可及；在社会保障和国家福利上，农民处于自然状态。农民从来没有真正掌握农村社会发展的话语权，没有真正参与到农村社会发展中去。这些问题的存在和农民逐渐甚至已经沦为弱势群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
因为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导致农民的利益诉求不能如实向上反映、正当权益受损、干群关系紧张，影响农村社会和谐，阻碍新农村建设顺利进行。近年来，在改革发展过程中，一些深层次矛盾日益突出，在农村主要表现为征地拆迁、就业增收、环境污染、民主权利、干群关系等问题时有发生，不能得到及时有效解决。国家信访局局长周占顺在接受新华社《半月谈》杂志的采访时，指出了信访事件中的4个80%：80%以上反映的是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80%以上有道理或有一定实际困难和问题应予解决；80%以上是可以通过各级党委、政府的努力加以解决的；80%以上是基层应该解决也可以解决的问题。因为群众反映问题的渠道和解决问题的途径都不够通畅，使“基层应该解决也可以解决的问题”没有得到及时的解决和认真的对待，造成大量信访现象的出现。对于上访的群众来说，投入了大量的物力、财力和精力，不但成为沉重的负担，而且必然影响其正常的生产、生活；而不断出现且增加的信访事件，对各级党委、政府的形象和威信，也必然造成负面影响。
在这些问题上，矛盾的焦点是农民的正当利益没有得到满足和保障。如果利益表达渠道畅通，解决利益矛盾的措施有效，这些矛盾和冲突一般都不会激化。但是，由于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再加上有些基层干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漠视农民的权益，有的干部甚至以权谋私、贪赃枉法，损害农民权益。农民自然会把心中的不满和愤恨发泄到干部身上，导致干群关系紧张。农民不能通过正常有效的通道和途径进行利益表达时，就会采取非制度化和非正常的途径来表达利益诉求，从而激化社会矛盾，影响社会和谐。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认为，和谐社会决不是一个没有利益冲突的社会，而是一个有能力解决和化解利益冲突，并由此实现利益大体均衡的社会。 如果不解决利益表达机制问题，最终将严重挫伤农民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影响新农村建设进程。
三、建立健全农民利益表达机制，推动新农村建设有序开展
建立健全农民利益表达机制是为了鼓励和支持农民进行利益表达活动，引导和规范农民的利益表达方式，促进和增强农民利益表达实效。使这一机制成为有效维护农民正当权益的制度保障，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基本前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推动力量。
1、扩大和加强农民的政治参与，支持农民利益表达活动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这是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法律依据。然而占人口70%以上的农民以政治参与的形式来表达利益需求很有限。从中国的最高权力机关人大和最主要的参政、议政机构政协的代表、委员构成情况来看，农民的比例是很小的。如在2985名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工人、农民的代表加在一起只有551名，约占总数的18%。其中农民的代表只有18%的一半甚至不到一半，却要代表占人口总数70%以上的农民，显然是不合理的。因此，建议各级人大、政协成员结构中应适当减少政府官员的比例，大幅度增加农民代表和委员的人数比率，让他们能够直接表达和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
村民自治是扩大农民政治参与的基本途径。村民自治发展到今天，我们虽然有了法律法规的规定，但与实践的需要还相差甚远。比如，就《村民委员法》的实施情况而言，自1998年实施以来，为实现村民自治奠定了法制基础，对农村“三个文明”的建设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影响了其应有作用的发挥。比如，村民选举委员会的推选程序、村委会成员的罢免程序、村级重大事务民主决策程序、村民代表会议议事程序等这些具体程序，亟待创新；再比如，党组织和村委会联席会议制度、村级村务民主管理制度、村务公开制度、财务公开制度、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制度等这些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除此之外，还存在落实问题，有的地方一些制度执行得不好，或应付了事，或流于形式。因此，要通过制度创新、制度完善、制度落实，确保农民“四个民主”的实现，让“村民自治”真正成为农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基本途径。
被马克思称之为“社会第二种权力”的舆论监督是政治参与的一种重要形式。在当今媒体发达的时代，政治参与和言论自由等宪法权利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新闻媒体实现的。然而，新闻媒体往往忽视农民的呼声，将农民的呼声视为非主流声音，甚至回避农民的政治诉求，使农民不能通过新闻媒体实现其政治参与的权利。因此，要通过完善舆论监督体制，使农民通过新闻媒体进行政治参与有制度保障。
2、建立和完善维权组织，规范农民利益表达行为
从目前的现实情况来看，当农民的利益受到侵犯时，很少有人会选择司法途径解决，因为成本较高。有人会寄希望于信访制度，但效能又太低（据于建嵘教授统计，群众通过上访解决问题的概率只有千分之二）。农民又缺少像工会、行业协会这样的维权工具，难以对利益要求进行系统的组织化的表达。因为缺少利益代言人，农民既无法保障自己的权利，也无法影响国家的政策和行动，在国家资源的分配和制度安排上处于极端不利的位置。这就容易使一些人转向制度外去寻求帮助，于是一些邪教组织、黑社会组织、地方恶势力又会死灰复燃，他们借保护农民利益之名，行对抗政府之实，从而影响农村社会的稳定。
“组织资源是最有决定意义的资源”，它能使弱小的个体汇聚成强大的团体，对自己的利益进行有效地表达、集中的表达和有力地维护。为了规范农民的利益表达行为，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需要建立一个农民自已的组织。像于建嵘教授提出的，农民要求成立的农会（农民协会），它是农民利益的整合和表达组织，是与政府沟通协商的政治参与组织。但是现在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这些组织没有得到政府民政部门在程序上的认可，没有取得“正式组织”资格，甚至被称为“非法”组织；它们内部虽有一定的分工但缺乏系统性和支配性，成员之间没有建立明确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由于这些农民的文化素质和法律意识较低，容易导致其行为目标和方式会产生一定的盲目性，甚至会被人利用，进行一些非法活动。因此，政府在农民组织建设的过程中，应从政策上予以引导，行政上予以合作，法律上予以规范，使其健康发展。
3、尊重和保障农民利益表达，增强农民利益表达实效
马克思说过，发表意见的自由是一切自由中最神圣的，因为它是一切的基础。任何社会不可能在所有问题上都意见一致，要容许有不同意见的存在。新农村是农民自己的家园，农民的“话语权”更应该得到尊重和保障。党和政府要通过干部联系群众制度、设意见箱、与农民代表座谈等形式经常了解民意，倾听民声，关心民利；要创造宽松的民意表达环境，让农民真实自由地表达自己对新农村建设的想法、意见；同时，通过建立群众意见反馈制度、落实制度，把反映农民利益的意见和想法落到实处。
新农村建设要围绕农民的真实需求进行谋划，要根据农民的意愿加以推进，农民利益表达机制是其重要的途径和制度保障。通过建立健全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畅通农民利益表达渠道，规范农民利益表达行为，增强农民利益表达实效，使新农村建设真正成为“关心农民疾苦，尊重农民意愿、维护农民利益、增进农民福祉”的民心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