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律赋予劳动者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的立法意义

　　1、人权保护方面。《劳动合同法》的这项规定充分反映了现代劳动立法的理念—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利。我国《劳动合同法》第37条虽仅为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的单项规定，却使劳动者获得了充分的职业选择自由，保障了劳动者的独立地位，也是对弱者地位的有利救济，可以说，《劳动合同法》的这一规定不仅是劳动自由的法律保障，更使劳动者人格独立和意志自由的法律表现。⑴它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对人权保护的具体落实。

　　2、经济发展方面。法律的这些规定有利于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实现最大价值。劳动力资源是人力资源，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最优配置劳动力的最佳手段是市场，是劳动力流动的最佳方式，《劳动合同法》是建立维护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制度工具。使人尽其能，按劳分配，使劳动者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相结合，激励劳动者的创造性与积极性。劳动者享有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自由，就可以积极主动地调整资源的组合方式，为实现新的更优的组合提供了可能。
二、法律规定的劳动者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在理论和实务界的争议

　　争议之一：“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试用期内提前3日通知用人单位”，是程序还是条件？

　　《劳动合同法》第37条规定的“劳动者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在试用期内提前3日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是程序还是条件？直到今天，对这个问题仍没有明确的答案，有待法律明确规定。

　　条件和程序是有区别的。条件是成就一个事物的前提性因素，具有或然性。人们可以创造出一定的条件，但条件的具备与否，通常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具有客观性。程序是行动的步骤、手续及时限，具有可为性。人们只要愿意，皆可履行程序，具有较强的主观意志性。在法律效果上，条件是权利享有、义务履行的外在表现和具体要求。据此,《劳动合同法》第37条中的“劳动者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在试用期内提前3日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应该是程序，而非条件。

　　争议之二：劳动者行使单方解除权有无限制条件？除提前30日通知的程序义务之外，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是否还有其他限定条件？从《劳动合同法》第37条规定来看，无其它限定条件。《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18条第二款、第三款也将“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在试用期内提前3日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作为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之一。

　　但综观各国关于劳动合同解除的法律规定，却都有限制条件：提前通知解除权只适用于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不适用于有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约定明确期限的劳动合同只能给予正当的法定事由方可解除。我国《劳动合同法》第37条并无此种限定，劳动者的一般解除权无区别地适用于所有劳动合同，这种立法状况极不合适⑵：首先，一般解除权无区别地适用于所有劳动合同，使因一般解除权授予不平等所导致的利益失衡更加失衡。其次，当事人在订立劳动合同时约定明确的期限，即期待对方按期履行，自己也需要依据期限长短进行各种打算与投入。劳动者在合同期限内可以随意解除合同，用人单位始终面临着劳动者走人的缺员威胁。虽然用人单位可以利用30日进行准备，但现代企业中的科技人才和高级管理人员，有时很难在短期内觅得，一个关键人员的辞职，有时会使整个企业陷于瘫痪。同时，用人单位必须时常提防劳动者“跳槽”，对劳动者的培训、培养投入信心和动力不足，这会极大地限制劳动者素质提高和企业的长远发展。再次，劳动合同订有固定的期限，在期限内劳动合同具有法律效力。若可依单方意志而任意解除，就会破坏合同尊严。事实上，有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其期限对用人单位有确定的约束力，但对劳动者就缺乏确定的约束力，这也有失公平。

　　争议之三：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是违约行为还是违法行为？是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在一些劳动争议中，用人单位认为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违反了劳动合同的约定，要求依法行使预告解除权的劳动者承担违约责任和因辞职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赔偿责任。《劳动法合同》第3条第2款“依法订立的劳动合同具有约束力，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履行劳动合同约定的义务。”和第29条“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用人单位据此认为，只要劳动者没有履行约定的合同期限或服务期限而辞职就是一种违约行为，就应当依劳动合同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其中包括赔偿损失和支付违约金⑶。而第25条又规定“用人单位不得与劳动者约定由劳动者承担违约金。”这在立法上对用人单位存有“显失公正”之嫌。劳动者依法行使这种单方解除权导致劳动合同提前终止，从表面上看与一般违约行为相同，但它们的性质有本质区别。《劳动合同法》第37条规定：“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在试用期内提前3日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对照该条例非常清楚地说明，只要劳动者依据《劳动合同法》第37条提出辞职，是法律允许的，是合法的“违约”行为，显然上述的三个条文之间存在着矛盾。因此如果劳动者提前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是合法的，当然不应承担违约责任，况且《劳动合同法》中对劳动者的类似“违约行为”予以了肯定，根本就没有订立关于劳动者违约责任的条款，这对于用人单位来说又是一个不公平。
三、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规定的法律缺陷与不足

　　（一）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规定违背了兼顾用人单位利益的原则，即违背了法律赋予的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公平权利,违反了《劳动合同法》第3条的公平原则。

　　兼顾用人单位利益也是劳动合同法应遵循的原则。劳动者的权利应当特殊保护，但用人单位的合法利益也不容肆意践踏。《劳动合同法》没有具体规定劳动者解除合同的法定事由，意味着法律默认了劳动者在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自由，甚至即使是不合法，即使是劳动者出于重大恶意也无法追究，这样用人单位的正常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就难以依法维护，缺乏法律保障⑷。《劳动合同法》37条无条件地赋予了劳动者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明显体现了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权利义务的不对等、不均衡。劳动者可以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解除劳动合同，使合同关系始终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用人单位的利益，使用人单位的正常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受到冲击。

　　（二）劳动者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的规定使劳动者的合法利益受损

　　按照现行的《劳动合同法》，劳动者如果想解除劳动合同，只要提前30日书面通知用人单位,或者在试用期内提前3日通知用人单位，就可以解除任何劳动合同，这就片面扩大了劳动者的合同解除权，不利于保护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并导致在现实中拥有比劳动者更强大优势的用人单位为了保护自身利益想出各种办法来限制劳动者的合同解除权，许多劳动争议由此产生。因而单方解除权，不仅没有保护劳动者利益反而对其造成实质上的损害，这是我国劳动合同法在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规定上存在的漏洞，即用人单位为了防止或限制劳动者随意解除劳动合同，保护自身利益不受或少受损害，针对我国劳动合同法的某些规定的漏洞而“针锋相对”采用的对策，常用手段是交纳保证金和规定违约金，这又违反了《劳动合同法》第25条“除本法第22条和第23条规定的情形外，用人单位不得与劳动者约定由劳动者承担违约金”之规定。因此，用人单位往往又不得不采用限制培训的投入或限制人才的培养。如此这般，最终损害的还是劳动者的合法利益。

　　（三）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给用人单位造成的损失难以计量

　　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给用人单位造成的损失在实际中难以计量，特别是对客户资源、商业秘密和专利权的侵犯，这种损失有些是显性的，可以直接计算出来，用人单位可以据此要求劳动者进行赔偿，而有些损失是隐性的，是难以计量的。一是侵犯用人单位的客户资源。比如，银行、外贸公司的客户经理,掌握了大量的客户信息、客户资源和数据资料，如果他突然辞职，他带走的客户资源虽不能算是商业秘密，但他的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会给银行造成难以估算的损失。二是侵犯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劳动者在参与单位的生产经营活动中，或多或少会掌握单位的一些商业秘密，劳动者单方解除合同后就可能会直接侵犯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这虽有第23条“保守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和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保密事项”和第24条“竞业限制”等相关条例的约束，但实际操作和举证很难实现。三是侵犯用人单位的专利权，又如：劳动者利用原用人单位拥有专利权的专有技术来生产同类产品，原单位很难发现这种侵权行为，而且即使发现这种侵权行为，也很难举证。
【作者介绍】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侦查工作内部制约机制的若干规定

1998年10月2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军事检察院：
为进一步规范人民检察院侦查业务工作，保证人民检察院对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的侦查工作人员严格、公正执法，文明办案，依法行使职权，防止和纠正违法违纪行为，现对完善人民检察院侦查工作内部制约机制作如下规定：
一、人民检察院对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的查处工作由不同内设机构承办，互相制约。对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犯罪案件直接受理侦查，是人民检察院的法定职权。人民检察院行使直接受理、立案侦查职权，分别由不同的部门承担，即举报中心负责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的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的举报线索的受理、管理工作，反贪污贿赂侦查部门、法纪检察部门负责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的侦查工作，审查逮捕部门负责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的审查决定逮捕工作，审查起诉部门负责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的审查起诉工作，控告申诉检察部门负责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的申诉复查工作。
二、举报中心统一受理、管理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的犯罪案件线索。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受理侦查的案件，实行侦查工作与案件线索的受理、管理、审查工作相分离，侦查部门不直接面向社会受理案件。人民检察院举报中心统一受理单位和个人对贪污贿赂、渎职犯罪行为的举报材料，检察机关其他内设部门收到举报线索的，一律送举报中心管理。对举报线索，经举报线索协调小组研究后，按照管辖规定移送侦查部门进行立案前审查，并报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作出是否立案的决定。侦查部门应当在一个月内将是否立案的决定回复举报中心，逾期未回复的，举报中心要进行催办。防止擅自办案和压案不办。
三、审查逮捕部门承担对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的犯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是否决定逮捕的审查工作。人民检察院办理案件，实行侦查工作与审查决定逮捕工作相分离，人民检察院侦查部门在侦查中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的，一律由审查逮捕部门审查。审查逮捕部门依法提出是否决定逮捕的意见，报经检察长决定。重大疑难案件，应当经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是否逮捕。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侦查案件犯罪嫌疑人适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强制措施的，由公安机关执行。在公安机关执行人民检察院的拘留、逮捕决定时，人民检察院可以协助公安机关执行。
四、审查起诉部门承担对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是否提起公诉、不起诉的审查工作。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受理侦查案件，实行侦查与审查起诉相分离，凡需要提起公诉或作出不起诉决定的，一律由审查起诉部门审查。审查起诉部门提出起诉或者不起诉的意见，报请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对需要补充侦查的，移送侦查部门补充侦查。
五、控告申诉检察部门承担有关单位或个人不服人民检察院的不立案、撤案决定的复议、复查工作。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受理侦查案件，实行侦查工作与对不立案、撤案决定的复议、复查工作相分离，加强对侦查工作的制约。对经立案前审查决定不予立案的，或者撤销案件的，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部门申请复议或提出申诉。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可以调阅有关案卷材料进行审查，认为不立案或者撤销案件决定确有错误的，应当写出复议或者复查意见，报请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研究决定。
六、财务部门统一管理侦查部门办案中扣押的款物。人民检察院办理案件，实行侦查工作与扣押款物管理工作相分离，侦查部门通过侦查扣押、查获的物品、物证，应当统一由财务部门管理，侦查中扣押款物实行账目与款物分人管理，健全出入库和收付手续。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侵占、挪用、私分、私存、调换、外借或擅自处理扣押款物。在侦查、审查起诉过程中，对扣押款物要按有关规定移交、上缴或者返还。
七、纪检、监察部门承担侦查部门违法违纪案件的查处工作。人民检察院办理案件，实行侦查工作与监察、督察工作相分离，侦查工作中出现的违法违纪行为一律由人民检察院纪检、监察部门按干部管理权限规定进行查处。对侦查人员违法违纪行为依照有关规定追究违法违纪和错案责任。
八、人民检察院建立对侦查工作集体决策机制。人民检察院要规范侦查部门办案工作制度，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健全集体决策机制，实行侦查工作办理权与决定权的分离，具体侦查工作必须由二人以上配合进行。各种侦查、强制措施的适用，应当由承办人提出意见，部门负责人审核，主管检察长批准或者决定。侦查中的疑难问题和重要事项，应当由侦查部门集体研究，报经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必要时逐级向上级人民检察院请示。
九、人民检察院实行侦查部门负责人轮岗制度。反贪局局长、副局长应当定期进行轮换，侦查部门的业务骨干也要在反贪局内设机构间实行岗位轮换。
十、加强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检察院侦查工作的领导。严格执行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要案线索、决定逮捕、决定不起诉备案制度，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检察院侦查工作中的决定，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予以撤销或者变更；发现下级人民检察院已办结的案件确有错误的，有权指令下级人民检察院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