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自由与道德自律

　 芦琦

　 毛主席曾经说过：“婚姻法是有关一切关于利害的、普遍性仅次于宪法的国家根本大法。”这句话真是一语中的，道破婚姻法的玄机。之所以此次婚姻法草案的征求意见，能在全社会范围内引起如此的轰动，这与婚姻法的立法地位及其对普天下百姓的无所不在的影响力大有关系。

　 此次围绕“草案”争论最大的焦点问题之一，就是法律是否应介入道德的领地？赋予法律更宽泛的权力去调整一般婚姻家庭法律关系之外的社会关系，这究竟是对还是不对？

　 就我个人认为，此次婚姻法“草案”的最大特色在于，将社会责任与道义融入了法条之中，在婚姻自由与道德自律之间更推崇以理入法、以法固理，并由此来推进婚姻法律制度的健全发展。

　 从现代文明发展的历史演变看，婚姻自由是各国婚姻法律制度的一个核心立足点。此次草案在对婚姻自由的规定方面，有其新的突破，此即在保障公民依法享有婚姻自由权利的同时，附设了道义的“羁绊”。这主要表现为对夫妻间的“相互忠实”义务的设定，对如婚外同居关系、“包二奶”等重婚及其他违反“一夫一妻制行为”的禁止规定，对“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规定，对违反婚姻家庭义务的法律制裁规定等等。应该说，在社会主义婚姻家庭道德理念基础上构建新婚姻法的体系，这无疑是我国婚姻法律制度建设的一大现实进步，也是以变应变，用切实可行的法律手段来强化维护有涉社会安定之基石的婚姻家庭关系的良性举措。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在法律与伦理道德结合得最紧密、也是冲突最多的婚姻家庭社会领域，如何才能寻找到最合适的定位和标尺，让法律与道德携手合作，在各自的职责权限范围内各司其职、互动融合，优势互补？这不仅是一门立法技术，更是一项社会管理的综合艺术。

　 婚姻自由与道德自律之间的冲突，已然在新婚姻法草案中凸显无疑。这就是围绕如“配偶权”、对“家庭暴力”制裁、无过错方在离婚时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离婚条件的规定等等。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已经很多，我不想再多说。有一点想提出的是，就像钱钟书先生将婚姻比作是“围城”那样，如果我们的婚姻法想在“围城”之外再砌起一道法律的城墙，把原来属于道德“管辖”的领地收归到法律的界属中来，那么，道德防线的退守与法律管制的扩容，将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更多的人宁愿选择在“城外”生活，或者以寻求规避法律的方法来生活，而不愿意守在“围城中央”。这样的结局并不是立法者希望见到的，对社会的整体安定也会有其负面的作用。

　 我认为，将如“忠实”这样的道德义务载入法条之中，并没有多大的法律意义。难道夫妻间的不忠实就一定意味着婚姻走向解体，难道婚外性行为就一定要用刑法来制裁。就连道德也要分公德和私德。如果一定要将道德自律这一自古有之的社会调整方法也剥夺的话，缺乏道德支持的法律如何才能得到公众的自觉认同与遵守，这一两难推理是立法者必须慎重考虑的事。

　 俗话说，“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既然法律是一张网，而不是一堵墙，法律有网可以让人来钻，而众人推墙墙必定要倒。这点道理是再清楚不过的了。回过头来，婚姻法这张网的网眼究竟多大才能有其度而立之恒，这真不是惟法是举才能解决的。我个人认为，道德自律的加强与公民整体人文素质的提高，才是我国法制现代化的正途所在。婚姻法的立法一定要考虑给道德预设一定的空间度，只有这样，才能“导之以德、齐之以法”，婚姻法的法律制度才会在道德正义的辅佐下，发挥其更大的行为规制功能和作用。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购销合同履行地的特殊约定问题的批复

1990年8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粤法经请字（1989）第2号关于购销合同履行地问题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一、我院法（经）复〔1985〕39号、〔1988〕20号批复中所称的供需双方特殊约定的合同履行地，是指当事人在购销合同中明确约定的交货地点，即在合同的交货地点或履行地点栏目中填写的地点，或者在合同的履行条款或其他条款中写明的交货地点（货物交接地、交付地点）。若当事人约定在某地安装调试或验收完毕才算交货的，该安装调试或验收地即为双方特殊约定的合同履行地。在合同的到货地（到达站、到达港、到站地）或验收地栏目中填写的地点，不应当视为当事人特殊约定的合同履行地。
二、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约定的交货地点与合同其他条款的规定不一致的，以合同明确约定的交货地点为合同履行地。在供需双方已实际交接货物的情况下，若实际交接地点与合同原约定的交货地点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在按合同履行地实施管辖时，以货物的实际交接地视为合同履行地，但不影响在交货地点上违约一方应承担的相应责任。
三、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明确约定交货地点的，仍按我院法（经）复〔1988〕20号批复的规定，区别不同的交货方式确定合同履行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