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


黑龙江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11号）


　　《黑龙江省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已由黑龙江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于2008年12月19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09年4月1日起施行。一九九六年八月三十一日黑龙江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的《黑龙江省劳动监督检查条例》同时废止。




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8年12月19日







黑龙江省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2008年12月19日黑龙江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劳动保障监察工作，依法保护劳动关系双方的合法权益，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对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劳务派遣单位等用人单位（以下简称用人单位）实施劳动保障监察，适用本条例。
对职业介绍机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技能考核鉴定机构、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医疗保险定点药品零售药店、工伤保险协议医疗机构实施劳动保障监察，依照本条例执行。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劳动保障监察工作。
财政、工商、地税、公安、建设、教育、卫生等有关部门和社会团体应当根据各自职责，支持、协助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开展劳动保障监察工作。
省农垦总局、森工总局负责垦区和国有森工林区内的劳动保障监察工作，业务上接受省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第四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可以委托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实施劳动保障监察。
上级劳动保障监察机构指导下级劳动保障监察机构的工作。
　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应当配备与工作任务相适应的专、兼职劳动保障监察人员。
　劳动保障监察人员应当经过相应的培训，考试合格后方可上岗，具体办法由省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另行制定。
第五条 县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根据劳动保障监察工作需要，可以在乡（镇）、街道、社区劳动保障事务所（工作站）配备劳动保障监察协管员。劳动保障监察协管员可以协助处理有关劳动保障监察事项，但不得实施行政执法。
第六条 各级工会依法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情况进行监督。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在劳动保障监察工作中应当听取工会组织的意见和建议。
第七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法实施劳动保障监察，任何组织、个人不得非法干预或者阻挠。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劳动保障监察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二章　监察事项与管辖


第九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下列事项实施劳动保障监察：
（一） 劳动合同、集体合同订立和履行的情况；
（二） 用人单位遵守女职工、未成年工特殊劳动保护规定和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的情况；
（三） 用人单位遵守有关妇女、少数民族、残疾人、传染病病原携带者等人员公平就业规定的情况；
（四） 用人单位实施就业援助，执行就业、再就业规定的情况；
（五） 用人单位遵守和执行农民工工资保障规定的情况；
（六） 用人单位遵守国家有关台、港、澳人员在内地就业和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就业规定的情况；
（七） 用人单位遵守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规定的情况；
（八） 用人单位招用人员办理招用备案手续和就业登记的情况；
（九） 用人单位遵守职业培训和招用技术工种规定的情况；
（十） 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给予经济补偿和执行最低工资标准的情况；
（十一） 用人单位参加社会保险和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情况；
（十二） 职业介绍机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和职业技能考核鉴定机构遵守有关职业介绍、职业技能培训和职业技能考核鉴定规定的情况；
（十三） 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医疗保险定点药品零售药店、工伤保险协议医疗机构遵守有关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服务、工伤保险协议医疗服务规定的情况；
（十四）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劳动保障监察事项。
第十条 上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根据工作需要，可以调查处理下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管辖的劳动保障监察事项，也可以将本级管辖的劳动保障监察事项指定下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查处；下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其管辖的劳动保障监察事项，认为需要上一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实施监察的，可以提请上一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实施监察。
上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可以调集本行政区域内的劳动保障监察力量开展集中监察。
第十一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重大的案件可以实行指定管辖。
劳动保障监察管辖发生争议的，报请共同的上一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指定管辖。
第十二条 对职业介绍机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技能考核鉴定机构、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医疗保险定点药品零售药店、工伤保险协议医疗机构的劳动保障监察，由其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实施。
第十三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在实施劳动保障监察过程中发现案件不属于自己管辖的，应当在五个工作日内移送有管辖权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管辖。
　对用人单位责任人欠薪逃匿涉嫌诈骗等犯罪的，应当移送公安机关。


第三章　监察方式与实施


第十四条 劳动保障监察以日常巡视检查，定期书面审查，专项检查，接受举报、投诉以及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法决定的其他形式进行。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劳动保障监察信息化建设，全面推行网格化的监察方式。
第十五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建立举报、投诉制度，向社会公布举报、投诉电话，设置举报、投诉信箱和电子信箱，指定人员受理举报、投诉。
第十六条　举报劳动保障违法行为，可以采用书面、口头、电话或者电子邮件等形式。鼓励实名举报。
第十七条 投诉劳动保障违法行为，应当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递交投诉文书和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相关证明材料。
书写投诉文书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投诉，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指定人员制作笔录，并由投诉人确认。
第十八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受理举报、投诉，应当自接到举报、投诉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依法作出是否受理决定。
第十九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并告知举报、投诉人：
（一） 举报、投诉事项不属于劳动保障监察事项的；
（二） 举报、投诉事项应当或者已经按照劳动争议处理程序申请仲裁，或者已经提起诉讼的；
（三） 举报、投诉人不能提供被举报、投诉用人单位的名称、住所以及合法权益受侵害的相关事实材料的；
（四） 举报、投诉事项不属于自己管辖的；
（五） 被举报、投诉的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发现的。
第二十条　劳动保障监察人员进行调查、检查时，不得少于二人，着装整齐并应当佩戴劳动保障监察标志，出示有效的行政执法证件。
第二十一条 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的案件因当事人逃匿、死亡、无法取得相关证据或者其他法定事由，致使调查无法进行的，经本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中止案件的调查。中止调查的情形消除后，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恢复调查。调查期限自恢复调查之日起继续计算。
延长调查期限和中止调查的案件有投诉人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自批准延长调查期限或者中止调查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书面告知投诉人。
第二十二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在劳动保障监察案件立案后经调查核实，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撤销立案，有举报、投诉人的，应当告知举报、投诉人：
（一）违法情节轻微，且已改正的；
（二）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
（三）被调查的用人单位依法宣告破产、解散、关闭，没有财产进行分配，并且没有相关义务承受人的；
（四）不属于立案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管辖的；
（五）不属于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监察事项的；
（六）应当通过劳动争议处理程序解决或者已经申请调解、仲裁或者提起诉讼的；
（七）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五项规定的情形；
（八）其他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应当撤销立案的情形。
第二十三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在调查拖欠劳动报酬的投诉时，投诉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投诉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拒绝提供或者逾期不能提供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根据投诉人提供的合法有效的证据材料认定事实，责令用人单位限期支付劳动报酬。
第二十四条 用人单位有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拒不缴纳社会保险费以及职业介绍机构骗取求职者中介服务费等拒不履行法定义务行为，或者转移财产、主要负责人逃匿的，经报请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主要负责人批准，可以查封、扣押其价值相当的财物。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查封、扣押有关单位的财物时，应当通知有关单位相关人员到场，当场交付查封、扣押决定书和查封、扣押的财物清单，并告知应当享有的权利。
第二十五条实施查封、扣押的期限不得超过十五个工作日；案情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五个工作日。
第二十六条 采取查封、扣押措施后，有关单位在规定期限内履行义务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立即解除查封、扣押；用人单位在规定期限内未履行义务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将查封、扣押的财物申请人民法院依法拍卖，所得款项用于依法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经济补偿金、赔偿金、社会保险费等有关费用。
依照前款规定拍卖查封、扣押的物品所得的款项不足以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社会保险费或者其他有关费用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向有关单位予以追偿；拍卖所得金额多于应支付数额的部分，应当退还有关单位。
第二十七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作出吊销许可证或者符合听证条件罚款处罚的，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应当组织听证。
第二十八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建立劳动保障守法诚信档案及劳动保障诚信等级评价制度。有重大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行为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可以通过媒体或者网络向社会通报违法单位及其法定代表人，并依照相关规定降低其诚信等级。
职业介绍机构应当按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要求，在其服务场所公布违法用人单位的名单和违法行为等有关情况。
第二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有欠薪记录用人单位工资支付保障金制度。资金由有欠薪记录的用人单位交纳。保障金用于支付有欠薪记录用人单位应当支付的劳动报酬。
第三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逐步建立应急工资支付保障金制度。资金由各级人民政府承担。应急工资支付保障金用于垫付发生突发事件时用人单位暂时无力支付的劳动报酬。政府在垫付劳动报酬后应当依法向有关用人单位追偿。
第三十一条 对用人单位易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等不利于监管的特定岗位，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以在自愿、平等、协商一致原则下约定相应的责任事项，并自约定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到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县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备案。
县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经备案审查，发现双方约定的责任事项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或者显失公平的，应当责令予以改正。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二条　用人单位招（聘）用劳动者后，未按照规定办理招用备案手续和就业登记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前款规定的劳动者不包括外国人和台、港、澳人员。
第三十三条 用人单位招（聘）用劳动者，扣押劳动者资格证件、学历证书、居民身份证等证件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限期退还劳动者本人，并按每扣押一人证件处以二百元的标准罚款。
劳动者依法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扣押劳动者档案或者其他物品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限期退还劳动者本人，并以每人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标准处以罚款；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四条　用人单位招（聘）用劳动者，未建立职工名册、职工工资支付明细表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五条　用人单位违法使用童工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全部退回，并按照每使用一名童工每月五千元的标准处以罚款；
逾期仍不将童工送交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从责令限期改正之日起，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按照每使用一名童工每月一万元的标准处以罚款，并由有关部门吊销许可证或者撤销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
前款期限不满一个月的，按照一个月计算。
第三十六条 用人单位无故拖欠或者克扣劳动者劳动报酬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支付；逾期不支付的，责令用人单位按应付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百分之一百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
第三十七条 用人单位未按照规定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八条　用人单位违法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按照每人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标准处以罚款。
用人单位违反休息休假规定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责令其支付工资报酬。
第三十九条 职业介绍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审批机关吊销许可证：
（一）以提供虚假招聘信息等欺诈方式进行职业介绍活动的； 　　
（二）为无合法证照的用人单位或者无合法身份证件的求职者进行职业介绍服务活动的；
（三）出租、出借职业介绍许可证的。
职业中介机构在职业中介服务不成功后未向劳动者退还所收取的中介服务费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一条 职业技能培训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审批机关取消资格或者吊销许可证：
（一）发布虚假培训信息的；
（二）超出职业技能培训许可的业务范围从事职业技能培训活动的；
（三）非法颁发培训证书、结业证书、职业资格证书的；
（四）提交虚假证明文件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骗取职业培训许可证的；
（五）出租、出借职业培训许可证的；
（六）恶意终止培训，骗取或者挪用职业培训经费的；
（七）其他违反有关职业技能培训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的行为。
第四十二条 职业技能考核鉴定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审批机关吊销许可证：
（一）超出职业技能鉴定许可的业务范围从事职业技能考核鉴定活动的；
（二）违反职业技能鉴定程序或者降低职业技能考核鉴定标准的；
（三）非法颁发职业资格证书的；
（四）其他违反国家有关职业技能考核鉴定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的行为。
第四十三条 未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许可，擅自从事职业介绍的组织或者个人，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或者其他主管部门依法予以取缔；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四条 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工伤保险协议医疗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造成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基金损失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追回损失基金，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审查机关暂停或者取消其定点、协议医疗机构资格：
（一）将非参保人员的医疗费用由医疗、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
（二）将应当由参保人员承担的医疗费用计入医疗、工伤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的；
（三）任意延长参保人员住院时间或者违规将一次连续住院行为分段计帐的；
（四）虚假挂名住院或者接受参保人员挂床住院的；
（五）采取串换病种、串换药品等违法手段将不属于《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诊疗项目范围》和《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的医疗项目和药品列入医疗、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
（六）使用虚假医疗病历、医疗报销凭证、票据等套取医疗、工伤保险基金支出的；
（七）采取其他违法手段骗取医疗、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
第四十五条 医疗保险定点零售药店有下列行为之一，造成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基金损失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追回损失基金，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审查机关暂停或者取消其定点零售药店资格：
（一） 采用以药易药、以药易物等违法手段销售未列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范围内的药品或者其他物品的；
（二） 采用其他违法手段骗取医疗、工伤保险基金支出的。
第四十六条　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一千元的罚款：
（一）招（聘）用台、港、澳人员，未为其办理就业证或者未办理备案手续的；
（二）与招（聘）用的台、港、澳人员终止、解除劳动合同或者台、港、澳人员任职期满，用人单位未办理就业证注销手续的。
用人单位冒用、转让台、港、澳人员就业证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一千元的罚款，该用人单位一年内不得招（聘）用台、港、澳人员。
第四十七条 用人单位或者外国人冒用、转让外国人就业证或者就业许可证书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收缴外国人就业证和就业许可证书，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八条　用人单位使用劳务派遣劳动者，有以下情形之一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以每人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标准处以罚款：
（一）将连续用工期限分割订立数个短期劳务派遣协议的；
（二）向被派遣劳动者收取费用的；
（三）将被派遣劳动者再派遣到其他用人单位的；
（四）在非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使用劳务派遣劳动者的；
（五）设立劳务派遣单位向本单位或者所属单位派遣劳动者。
第四十九条　劳动保障监察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视其情节，由有关部门依法给予警告直至开除的行政处分：
（一）不认真履行工作职责，监管不力，造成重大违法案件发生的；
（二）不依法受理或者拖延、拒绝处理案件，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侵害当事人合法权益的；
（四）违法实施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施或者其他执法行为，造成损失的；
（五）弄虚作假、滥用职权违法处理案件，谋取私利的；
（六）泄露案情和举报者，造成不良影响的；
（七）泄露用人单位商业秘密，造成损失的。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和劳动保障监察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用人单位或者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十条　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和工作人员非法干预或者阻挠劳动保障监察工作的，由有关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章　附　则


第五十一条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情况，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根据职责，依照本条例实施劳动保障监察。
第五十二条　对无营业执照、许可证或者已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许可证，有劳动用工行为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照本条例有关规定实施劳动保障监察，并及时通报有关部门予以查处。
第五十三条　本条例自2009年4月1日起施行。一九九六年八月三十一日黑龙江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的《黑龙江省劳动监督检查条例》同时废止。


　　　◇朱虎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讲师

关键词: 规制性规范，侵权责任，受保护法益，保护性法律
　　内容提要: 《侵权责任法》第2条第二款对侵权法的保护客体做出了极为含糊的规定，这使得司法实践缺少在此问题上的合理指引。在现代社会中，更为精准地具体界定侵权法保护客体的工具之一就是规制性规范。能够界定侵权法保护客体的规制性规范必须具备一定的构成要件，具体包括规范的形式和实质特征、目的特征和实质违反该规范，这同时也确立了关于该问题的实践论证框架。在解释论上，可依据整体类推方式而将违反适格规制性规范所致损失解释为侵权法所保护法益的一个类型。


　　目次
　　一、问题的提出
　　二、适格规制性规范的规范特征
　　三、适格规制性规范的目的特征
　　四、实际违反规制性规范
　　五、结论和我国法中的具体适用
　　一、问题的提出
　　侵权法的主旨任务是实现行为自由和法益保护之间的平衡，而实现工具之一是侵权法保护客体的界定，所谓侵权法的保护客体，“是指侵权责任法具体保护哪些权利和利益，换言之，哪些权利或利益受到侵害以后，受害人可以依据侵权责任法获得救济。”[1]通过侵权法保护客体的界定，厘清受法律保护的法益和不受法律保护的法益，可更好地实现上述平衡。至少就过错责任而言，我国侵权法立法所采取的是一种大的一般条款的模式，因此，在界定侵权法保护客体时，司法者根本不像采取小的一般条款的德国或台湾地区侵权法背景下的司法者那样会受到诸多阻碍，因此无需发展出附保护第三人契约、积极侵害债权等理论，《民法通则》第106条第二款或《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一款足以作为请求权基础。但也恰恰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国司法者在界定侵权法保护客体时似乎未得到法律明确的限定和指引，从而自由空间较大，《侵权责任法》第2条第二款所遭受的诸多批评已证明了这一点，那么如何妥当地控制侵权法保护客体的范围，就需要找寻合理的方式。
　　在我国法律（狭义）中，常规定行为人要对违反规制性规范[2]而造成的相关损失承担侵权责任，这些损失大多属于纯粹经济损失，但却属于侵权法的保护客体，故这些规定实际上是对侵权法保护客体予以了间接界定，例如《注册会计师法》第42条、《公司法》第208条等等。[3]其常见的规定模式是“违反本法规定，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可看出，这些规定赋予受害人就相关损失享有侵权请求权的理由是，行为人违反了这些法律中对行为人所做的行为规定，也即违反了规制性规范。[4]在我国的法实践之中，大量的解释、批复和案例也都涉及了纯粹经济损失是否属于侵权法保护客体的问题，而其中相当多的案例和批复都判定行为人因违反了规制性规范而应对受害人所遭受的纯粹经济损失予以赔偿，规范依据是《民法通则》第106条第二款。[5]
　　可以看出，在我国的规范前提下，司法者创造性地将规制性规范作为界定侵权法保护客体的方式之一，以实现行为自由和法益保护之间的平衡，这种做法极具启发性。关键问题在于，我国侵权法规范体系并未对此提供一个可堪适用的明确规范，因此司法者在进行法律适用时应予以合理说明。但我国相关判决大多欠缺此种说明，故缺少更强的论理性和说服力，更不利于对判决进行事后审查和论辩。同时，法学对此种界定方式的类型化整理尚付阙如，司法适用时就缺少一个整体的论证框架，因此在适用时错误颇多，产生诸多疑问。例如，是否所有的规制性规范都能够界定侵权法的保护客体？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么适格的规制性规范要具备何等要件？这些都需要确立合理的论证框架。
　　这不仅仅是单纯法技术的问题，它还涉及自由权的基本保障。现代社会中，由于风险社会的初步显形和规制国家的理念影响，规制性规范发展迅猛，数量多如牛毛，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如果允许所有的规制性规范都能界定法益，动辄以违反规制性规范为由强加侵权责任，没有限制地肯定受害人可就相对性权利或者纯粹经济损失请求侵权损害赔偿，则将会使得人人噤若寒蝉，极大地限缩行为自由的空间。固然，侵权法的诸多概念，例如过错、因果关系等，都是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因此存在政策评价的空间。但是，多一些政策评价可堪使用的工具，当可使得侵权法在筛选责任时更为灵活；同时，法官可得到更多的指示，减少判决理由的说明困难，在法学方法上更具有妥当性。
　　因此，规制性规范当然可能会界定侵权法所保护的法益，但并非所有的规制性规范都具有如此作用，如何通过合理的方式判定具体的规制性规范是否是能够界定侵权法所保护利益的适格规制性规范，就成为本文所研究的问题。本文即细致论述能够界定侵权法保护客体的规制性规范的适格要件，包括规范特征、目的特征和实际违反保护性规范特征，在此基础上对适用的一般程序做出总结，选择相关的案例进行重新分析，并对法学方法上如何证立上述类型做出简略说明。在论述时，本文将选择具有功能相似性的“违反保护他人法律”侵权类型作为主要比较对象[《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二款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184条第（二）项]，探寻“外在理由”，但同时也注重相关实践和理论的内在理由，并以我国现行规范框架作为教义学基本前提。
　　二、适格规制性规范的规范特征
　　（一）形式特征
　　德国通说观点和判例通常认为，构成《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二款所称的“保护性法律”（Schutzgesetz）首先必须是《德国民法典施行法》（EGBGB）第2条意义上的“法律”。《德国民法典施行法》第2条规定：“《民法典》和本法意义上的法律指任何的法律规则。”其所指的并非仅仅是形式意义上的法律，而是实质意义上的法律，即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则，其外延包括宪法、议会法律、法规命令（Rechtserordnung）、规章（Satzung）、习惯法等；行政规则（Verwaltungsvorschrift）则属于内部行政法的范畴，但也有可能间接对外发生效果。具体到第823条第二款上，最没有争议的是议会法律和法规命令，但特别命令、行政规则和宪法规范是否可被认为是保护性法律则存有争议。[6]因而，Wagner教授在论述时，区分了规范的性质而进行更为细致的讨论，此种方式颇具启发意义。[7]
　　我国台湾地区的法律渊源分类与德国大致类似，具体到第184条第（二）项上，通说观点与德国通说并无二致。[8]但在判例中，对除法规命令之外的行政命令（包括职权命令和行政规则）是否属于该条所称的“保护性法律”则存有争议。[9]
　　1．宪法之外的法律渊源
　　《立法法》规定了我国的法律渊源，同时最高院的司法解释也起到了事实上的法律渊源作用。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第4条，法院可以在民事裁判文书中直接引用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故这些法律渊源中的规制性规范当然能够作为界定侵权法保护客体的依据。
　　至于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根据上述规定，法院在进行民事审判时不得引用作为裁判依据，似乎这些法律渊源中的规制性规范就不能界定侵权法保护客体。上述最高院规定第6条明确认为：“对于本规定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规定之外的规范性文件，根据审理案件的需要，经审查认定为合法有效的，可以作为裁判说理的依据。”这意味着，部门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得在裁判文书中直接被引用，但可以作为裁判说理的依据。事实上，这些法律渊源中的规制性规范能否界定侵权法保护客体这个问题与法院能否在裁判文书中直接引用这些渊源并非必然相关，能够引用这些渊源必然意味着这些渊源中的规制性规范能够界定侵权法保护客体，但不能引用这些渊源并不能得出这些渊源的规制性规范不能界定侵权法保护客体的结论。根据以往的判例，即使法院认为这些渊源的规制性规范能够界定侵权法保护客体，但作为裁判依据而被直接引用的仍然是《民法通则》第106条第二款。既然这些法律渊源能够作为裁判说理的依据，它们中的规制性规范就能够界定侵权法保护客体。从解释论的立场上来看，能界定侵权法保护客体的适格规制性规范渊源并不存在法律位阶的限制。[10]
　　2．宪法中的基本权利规范
　　2001的“齐玉苓受教育权案”曾引起广泛关注，最高院针对此案所公布的批复也经历了从讨论众多到被废止的命运，其所引起的反响和讨论足以使得此案作为“标志性案例”（leadingcase）。这里仅仅以与针对本案的批复同日登载的宋春雨法官的一篇文章[11]（以下简称“宋文”）为视角，探讨与本文相关的问题。
　　宋文认为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并不能直接约束私人，《宪法》第37条不能作为本案裁判依据，且我国法律之中不存在一般人格权的规定，因此在本案中，全部被告违反了作为“宪法类法律”的《教育法》中的规定，而构成了侵权行为，该批复实际上是确立了违反保护性法律的侵权类型。但《教育法》仅仅是具体的法律而非宪法，《教育法》的规定能否被认为是宪法规定，其实是非常令人怀疑的。[12]且根据本案事实，充其量只能认为被告滕州八中和济宁商校违反了《教育法》第29条第（三）项的规定从而构成违法侵权责任，但《教育法》中似乎并无明确条文规定其他被告的行为义务，故无法解决其余被告是否构成侵权责任的问题。宋文似乎也意识到这样的问题，因此认为全部被告的行为“违反《教育法》的基本精神”。这就非常令人费解了，《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二款意义上的违反保护性法律所指的仅仅是违反具体的法律规定，而“违反法律的基本精神”并不能作为适用根据。但无论如何，可以揣测，宋文之所以主张《教育法》作为违反保护性法律侵权类型中的保护性法律，从而颇为令人疑虑地主张《教育法》为“宪法类法律”，而不直接主张宪法作为保护性法律，其原因在于他似乎认为宪法规范不能直接界定侵权法的保护客体。
　　德国许多学者主张，德国《基本法》可成为《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二款意义上的保护性法律。[13]同时也有学者认为，如果《基本法》规定了具体的行为强制时，此时该规定被作为保护性法律自然没有疑问，但是由于《基本法》仅仅是概括条款性质的保障（generalklauselartigeGarantie），所以仅在其通过宪法法院的裁判确定了具体行为义务时，《基本法》才能成为保护性法律。[14]但Spickhoff认为，探讨《基本法》的基本权利规范能否成为保护性法律，重点在于基本权利规范的对象是谁，因为基本权利规范对私人没有直接的强制或禁止，其直接规范对象仅仅是国家，故在私法上不能发生作用，但其能够直接以私人作为规范对象时，可例外地将该基本权利规范作为保护性法律。[15]
　　该问题首先涉及基本权利的第三人效力问题，此等效力可分为直接效力理论和间接效力理论。[16]直接效力理论认为，基本权利规范可直接适用于人民相互间的私法关系，私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可以直接以基本权利规范作为规范基础。间接效力理论则认为，基本权利不能直接适用于私人之间，而只能通过民法上的“概括条款”（Generalklauseln）而实现，基本权利规范不能在民事判决中被直接引用作为裁判依据。由于直接效力理论使得基本权利辐射面过于宽泛，严重忽视了私法本身所蕴含的价值，破坏了法的稳定性和权力分立，因此德国当前的通说理论是间接效力理论，这也为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和大陆学者所普遍赞同。
　　在侵权法领域，如果采纳间接效力理论，则私人并非基本权利规范的直接适用对象，基本权利规范并未在私人之间创设义务，因此基本权利规范并不能作为界定侵权法保护客体的规制性规范。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对此已有阐述，认为基本权利规范的直接效力理论是将基本权直接视为民法上的权利，侵害者从而承担侵权责任；或者将基本权利规范作为保护性法律使得侵害者承担侵权责任，而间接效力理论则是将违反基本权利规范的行为通过《德国民法典》第826条或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184条第（一）项后段中的“故意以违反善良风俗方法”侵害他人，从而使得侵害人承担侵权责任。[17]因此，基本权利规范原则上不能作为界定侵权法保护客体的规制性规范。[18]
　　上述讨论以基本权利规范并未直接规定该等规范适用于私人之间关系为前提，如果某些基本权利规范中出现了“个人”等语词，从而似乎把私人作为规范对象之一，例如我国《宪法》第36、40、41条，则这种基本权利规范似乎例外地能够界定侵权法的保护客体。针对这一观点，有学者主张，适用时应当先找出有关这种基本权利的具体规定，将具体规定作为界定侵权法保护客体的规制性规范，只有在别无他法时，才能够以这种基本权利规范作为界定侵权法保护客体的规制性规范。[19]但是，同时有学者认为，从实践上而言，由于该等基本权利规范并未规定具体的行为义务，所以并无太大实践意义。[20]唯本文认为，这不仅仅是实践意义大小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如下文所述，适格的规制性规范必须是明确的或已被具体化的强制或禁止规范，而上述基本权利规范仅仅提供了一个概括条款式（generalklauselartige）的保障，并未规定明确具体的行为义务，非明确的和已被具体化的强制或禁止规范，因此不得作为能直接界定侵权法保护客体的适格规制性规范。[21]
　　（二）实质特征
　　德国通说认为，《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二款意义上的保护性法律必须是明确的强制或禁止规范（bestimmtes Gebot oder Verbot），其必须足够清晰地描述一个私法主体的行为义务。[22]有学者反对此种明确性的要求，认为只要能够证明行为义务的存在，纵然明确的行为义务并没有被附加到此原则性规范定中，该规范仍属于保护性法律。[23]
　　无论如何，仅仅与行政机关的内部活动相关的规制性规范不能直接界定侵权法的保护客体。这类规范就是德国法上的行政规则（Verwaltungsvorschrift），也即上级行政机关向下级行政机关、领导对下属行政人员发布的一般抽象命令，它针对行政机关内部秩序或业务性的行政活动，其法律效果产生于内部领域，即下属机关及工作人员，仅仅是内部规范，对人民不发生法律约束力，[24]故未对私法主体设定行为义务，因此该等规范不能作为保护性法律。[25]
　　根据是否要对行为义务做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对私法主体设定了行为义务的规制性规范可被区分为抽象规范和具体规范。不管在理论上是否承认明确性要求，实践结果处理上往往区别甚小，可以将之总结为以下结论，即如果某法律仅仅确立了一般化的原则（allgemeinerGrundsatz），或者包含了关于个人所需做出义务的抽象式概念从而需要具体行政行为予以具体化，那么即使该等规范不能因此而被排除出保护性法律，但在未通过具体行政行为具体化之前，不得作为保护性法律而被适用。[26]唯需注意的是，具体化该抽象概念的具体行政行为本身并非保护性法律，原因在于其并非规范。[27]如果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在个案中具体化了规制性规范之中的抽象概念，且该具体行政行为在形式上是合法的，那么该规制性规范在个案中的内容之确定就要共同考察规制性规范和该个案中的具体行政行为。[28]在这个意义上，本文认为能够界定侵权法保护客体的规制性规范必须是明确的或已通过具体行政行为具体化的强制或禁止规范，否则根本无法确定并因此推论出明确的行为义务，从而也不能直接界定侵权法保护客体。[29]
　　三、适格规制性规范的目的特征
　　（一）目的特征确立
　　1．比较法经验
　　《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第704条第一款（关于侵权行为的一般条款）的理由说明认为，如果一个行为违反了绝对的禁止性制定法，尤其是刑法，那么此行为就是不法的。所谓绝对的禁止性制定法之定义是：“对一个（主观权利的）侵犯仅仅是相对于权利人而不法，而绝对的禁止性制定法服务于每个人。”[30]但第二草案第746条第一款最终的规定是：“如果某人因故意或过失不法侵犯他人的权利，或者违反旨在保护他人的法律，则他有义务赔偿该他人由此而遭致的损害……”
　　两相对比，法律的范围被限缩为“旨在保护他人的法律”，因为第二委员会认为，“如果不考虑被违反的制定法是否是保护受害人利益，而赋予所有受害人损害赔偿请求权”，这将是非常不合理的。[31]《德国民法典》在此草案的基础上只不过是将第二草案的第746条第一款分为两款，形成《德国民法典》的第823条。
　　在起草委员会的观念中，个人法权领域是侵权责任的前提，在此基础上，试图确定个人的法权领域，以明确侵权法的保护客体，并将“服务于每个人的法律”的表述修改为“旨在保护他人的法律”。在起草委员们看来：
　　个人相互之间的法权领域也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而被确定，即制定法使得某人承担某个为他人利益的义务，强制或禁止他为一定的行为。但在此，只有以下这种强制或禁止才是可以考虑的，即它们旨在保护个人的利益免遭他人侵犯，而并非为公众利益强加某制定法义务，虽然该制定法义务对所有人的利益都是必要的，但它同样对任何人都是有利的。[32]
　　因此，委员会试图给法官指示出确定个人法权领域的客观标准，其中之一就是“旨在保护他人的法律”。通过此界定，排除了所有以保护全体利益为目的的规定，而只有保护性法律才能界定个人的法权领域。
　　在解释《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二款时，德国几乎所有的学者都强调，被违反的规定必须是为了保护特定个人或者特定范围的个人，以个人保护为目的，而不能仅以对公众的保护作为目的，如果某规定的目的仅仅在于保护公众利益，那么它就并非保护性法律，不能界定侵权法保护的法益。判例对这一点也予以承认。[33]例如，《德国刑法典》第258条规定了阻挠刑罚（Strafvereitelung）的犯罪行为，即因行为人的行为而造成他人因违法行为而依法应受的刑罚或措施全部或部分不受追究，因为此规定仅仅保护司法，而非之后的潜在受害人，故并非保护性法律，不能根据第823条第二款产生侵权请求权。[34]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在解释“民法典”第184条第（二）项时，也持相同观点。[35]
　　2．理由说明
　　德国学者和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虽然都将保护性法律作为法益界定的工具之一，但绝大多数所持的都是解释论立场，似乎并未充分说明，为何要以是否旨在保护个人作为界定侵权法保护客体的适格规制性规范的判断标准。
　　此问题绝非庸人自扰。冯·巴尔教授在对欧洲各国侵权法考察后指出：“但是在法国尤其是在比利时，违反的是否是致力于保护个人利益的制定法，抑或受到的损害是否在其保护范围之内，都是没有关系的。”[36]由此可以看出，能够界定侵权法保护客体的适格规制性规范必须旨在保护个人，这一点并非当然。邱聪智也言明：“惟其何以非以保护他人权利或利益为目的，依愚见却又颇为疑惑。”[37]
　　实际上，之所以只有旨在保护个人的规制性规范才能界定侵权法所保护的法益，上文所引用的《德国民法典》第二起草委员会的说明已经透漏出了信息。既然侵权责任的产生起源于对个人法权领域的侵害，那么个人的法权领域就是侵权责任产生的前提。绝对性权利属于个人当无疑问，而通过规制性规范确定个人的法权领域，则只能要求规制性规范必须旨在保护个人，即使其主要目的不是保护个人而只是附带地保护个人，才能确定法权领域属于个人，个人才可通过诉讼要求他人遵守此制定法，要求他人保护此法权领域，由此才可得主张侵权法的保护。举一个最为极端的例子，我国《刑法》第104条规定了武装叛乱、暴乱罪，此规定的目的非常明显是保护全体国民之利益。假如甲违反了此规定，在某地区组织武装叛乱，导致乙无法在此地区继续商业运行，蒙受损失，乙可否因甲违反了《刑法》第104条的规定主张甲对上述损失予以赔偿。恐怕没有几个人会赞同，原因就在于乙并未因《刑法》第104的规定取得私法上的法权领域。毕竟，侵权法并不具有像警察一样的维护治安的任务，它的目的只在于对具体的受害人提供个人保护。[38]
　　从苏永钦教授所提出的“期待性可能性”角度考虑，规制性规范首先应当具备对世规范的特征，对于行为人而言，才可能具备防免的期待可能性。但是，如果规制性规范是以保护公众利益为目的，此时仍允许受害人提出请求，那么因行为人的违反义务行为而遭受损失的人会非常多，从而在赔偿能力上仍只有极低的期待可能性，因此必须把可能的损害赔偿请求人降低到合理的程度，故作为对世规范的规制性规范必须旨在保护个人，这就成为一个合理的筛选机制，生发出其他更为具体化的筛选机制，使得请求权人有特定化的可能性，从而建立行为人赔偿能力的期待可能性。[39]在此意义上，冯·巴尔教授才会认为，原则上，只有当某一法律是以保护原告免受实际已经遭受的损害为目的的，违反法定义务才具有侵权法上的意义。[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