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的批复

国函〔2012〕8号


发展改革委：
　　你委《关于报送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修改稿）的请示》（发改西部〔2012〕189号）收悉。现批复如下：
　　一、原则同意《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请认真组织实施。
　　二、《规划》实施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中央关于新形势下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部署，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进一步加大投入、强化支持。要坚持把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放在区域发展战略优先位置，充分发挥西部地区特色和优势，促进区域经济良性互动、协调发展，增进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努力保持经济社会长期持续平稳较快发展，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打下坚实基础。
　　要坚持统筹兼顾，真正把当前和长远结合起来，切实抓好重点工作的落实。（一）明确主体功能区，对重点经济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区、资源富集区、沿边开放区和特殊困难地区，实施分类指导。（二）继续把基础设施建设放在优先位置，突出交通和水利两个关键环节，加快构建适度超前、功能配套、安全高效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三）加大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力度，从源头上扭转生态恶化趋势。加强环境综合治理和节能减排，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建设国家能源、资源深加工、装备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五）加快发展现代特色农业，建立有西部特色的农产品生产加工体系，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建设农民幸福家园。（六）培育中小城市和特色鲜明的小城镇，提升城镇化的质量和水平。（七）优先发展教育，千方百计扩大就业，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区域。（八）全面提升对内对外开放水平，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活力。
　　三、西部地区各省（区、市）人民政府要切实做好《规划》确定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与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的衔接，认真分解落实各项任务。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有效引导社会资源，合理配置公共资源，保障《规划》有效实施。东中部地区要积极支持配合做好《规划》实施工作，加强与西部地区的经济合作，进一步提升对口支援、对口帮扶的深度和水平，积极支持东中部地区的企业、人才到西部地区创业发展，进一步形成互惠互利、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
　　四、国务院有关部门要按照《规划》确定的总体目标和发展重点，在有关专项规划编制、政策措施实施、重点项目安排、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给予积极指导和支持。要加强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深入调查研究，及时总结经验，指导和帮助地方政府切实解决《规划》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一步为西部地区又好又快发展营造良好政策环境。
　　五、发展改革委要加强综合协调与服务，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规划》实施情况的跟踪分析和监督检查，适时组织开展《规划》实施的中期评估工作。要重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重大问题及时向国务院报告。
　　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各有关方面要统一思想、坚定信心、开拓创新、扎实工作，努力建设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生活安定、民族团结、山川秀美的西部地区，不断开创西部大开发新局面。
　　　　　　　　　　　　　　　　　　　　　　　　　　　　　 国务院
　　　　　　　　　　　　　　　　　　　　　　　　　　二○一二年二月十三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07年发布《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首次提出了“特定关系人”的概念，明确了由特定关系人收受贿赂的认定标准。准确理解和把握相关规定，对于此类行为的司法认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特定关系人”的含义

《意见》第十一条规定，“特定关系人，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

所谓“近亲属”，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二条第（六）项规定，近亲属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十二条规定，民法通则中规定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和其他具有扶养、赡养关系的亲属。可见，在民法意义上、刑事诉讼及行政诉讼意义上近亲属的范围均有所不同，这就给认定《意见》中的“近亲属”的范围造成困惑。笔者认为，刑事诉讼法是从诉讼权利的角度作出规定，而不涉及经济利益，如果以此认定《意见》中的“近亲属”的范围不尽合理；同理，行政诉讼法解释的规定亦不宜采用。相比之下，民法意义上的近亲属侧重于经济利益关系，与《意见》所涉及的内容角度相近，因此，《意见》中“近亲属”的范围，应参照民法意义上的规定予以认定。

所谓“情妇（夫）”，一般是指除配偶之外，长期保持不正当性关系的人。司法实践中对于到底达到什么程度的男女关系才能称之为“情妇（夫）”，主要是看是否具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和金钱包养关系，对此往往依赖于双方的交代，辅之以能够证明其交往情况的其他证据。如果曾经有过不正当男女关系，但实施犯罪行为之前相当长时间已断绝不正当关系的，不宜认定为“情妇（夫）”。

所谓“其他有共同利益关系的人”，这里的“共同利益关系”是指以默契的形式形成的利益共同体，一方为谋取己方的利益，一定程度上必须顾及和维护另一方的利益。“共同利益关系”主要是指共同经济利益关系，如共同占有或相互继承关系，此外，也不排除其他方面的利益关系，如政治、情感等方面。例如：国家工作人员张某利用职务便利帮助个体户王某推荐的施工队承揽工程，王某从中获得好处费，张某未分得好处费，张某供称，他之所以帮忙使王某赚取好处费，是因为王某帮他运作关系跑官。从行为本质上讲，张某的行为属于权钱交易性质，但与典型的权钱交易相比不同的是，他利用职务便利谋利后，使王某从中得到好处。张某与王某之间具有相互利用的关系，即张某利用职务便利使王某赚钱，王某为其跑官，二人系利益共同体，应当认定二人具有其他共同利益关系，亦属于《意见》中规定的“特定关系人”。

二、对特定关系人收受财物的认定

《意见》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授意请托人以本意见所列形式，将有关财物给予特定关系人的，以受贿论处”。有两点需注意：第一，这里的“授意”，既包括国家工作人员主动要求请托人，也包括由请托人或特定关系人提出，国家工作人员予以认可、同意的情形。第二，该条款中规定“以本意见所列形式，将有关财物给予特定关系人”。该条款基于体例的需要强调了《意见》所列的交易、挂名领薪等贿赂形式，但不能因此就认为在由特定关系人收受贿赂上，只有上述形式才可以构成受贿罪。相反，根据举轻以明重的刑法原理，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利，由第三人收受贿赂的形式既包括直接给财物等传统受贿形式，还包括《意见》中列举的新类型受贿形式，以及符合权钱交易本质特征的其他受贿形式。

三、国家工作人员与特定关系人受贿共犯

《意见》第七条第二款规定，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共同实施前款行为的，对特定关系人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

（一）所谓通谋，就是指犯意的共同沟通和谋划，谋划的内容应当既包括谋利，也包括收受财物。特定关系人在接受请托人财物时明知该财物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利的对价，这样才可以对特定关系人认定为受贿共犯。在此，“通谋”包括事先通谋、事中通谋、事后通谋。这就意味，具体有以下通谋方式的，特定关系人均可以受贿共犯论处：一是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事先共谋约定，由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由特定关系人从请托人处收受财物的；二是特定关系人收受请托人财物，之后告知国家工作人员，国家工作人员遂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三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之后，请托人为感谢将贿赂款物送给其特定关系人，特定关系人收受后告知国家工作人员，国家工作人员予以认可的。

（二）特定关系人要积极实施谋利和收受财物行为的才构成共同受贿，二者缺一不可。在共同受贿中，特定关系人的谋利行为体现在其代请托人转达请托事项上，实践中对于不同情况应区别对待：

1.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利后，要求请托人将财物交给特定关系人，特定关系人明知该财物是请托人为感谢国家工作人员所给予的而收受。特定关系人在主观上虽有明知但并未与国家工作人员形成共谋，在客观上未参与谋利行为，缺乏共同受贿的故意和行为，故对于其收受贿赂款物的行为不能以受贿共犯论处。

2.特定关系人收受请托人给予的财物并向国家工作人员转达请托事项，国家工作人员根据其要求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如果国家工作人员对特定关系人收受财物知情，双方则构成共同受贿；如果无证据证明该国家工作人员知情，因缺乏双方对收受财物的共同犯罪故意，因此不能认定为共同受贿。对于该国家工作人员，如果有证据证明其系不正确履行职权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且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可根据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对其以滥用职权罪定罪处罚。对于该特定关系人，如果为请托人谋取的利益为不正当利益的，可根据刑法修正案（七）增加的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的规定，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定罪处罚。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