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销”一词是从英文Multi Level Marketing翻译过来的，意思是：多层次相关联的经营方式。从商品经营营销学划分，传销也是“直销”范畴，直销是Direct Sale中译，意为：无店铺销售，它分为单层次营销和多层次营销，国际上习惯将单层次营销称为“直销”，将多层次营销称为“传销”。
直销从19世纪中叶在美国出现，一百多年来这种商家和消费者双赢的经营模式，在全球发展迅速，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这种商业经营模式也进入我国，最早进入内地的一些知名国外企业如“安利”、“雅芳”等取得了很大成功，也带动了国内的这种经营模式的发展。但“南橘北枳”，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不完善，法律法规不完备，管理手段相应落后，加之这些知名大企业在内地运用的是“店铺加直销员”的多层次营销，按当时的政策称为直销，造成了人们对传销、直销概念上的认识混乱，这种经营方式很快被一些不法分子利用，他们利用传销大肆从事非法经营，集资诈骗，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违法犯罪活动，导致这种被国外称为“老鼠会”、“金字塔型销售”的传销违法犯罪活动在全国风行，引起经济秩序混乱，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国务院于1998年4月颁布了《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全面封杀了中国的直销经营。
但是传销活动沉寂了没多久，很快就改头换面死灰复燃并呈迅速滋生和蔓延之势，手段更加多样化，活动更加隐蔽，组织形式更加严密。人数更加众多，危害更加严重，致使很多群众受骗上当，引发了到政府部门上访静坐，甚至围攻政府机关和封锁国道等事件，发生了被骗人员因生活无着，实施盗窃、抢劫等犯罪，有的自杀甚至杀死传销组织者的恶性案件，严重破坏了正常的市场和社会秩序。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温家宝总理、吴仪副总理等领导都对打击传销活动作了重要批示。由于法律法规滞后，政策界限不清晰，有关职能部门对传销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治理不是很有效，在国务院颁布《禁止传销条例》和《直销管理条例》后，传销活动仍无收敛，还呈猖狂之势，引发各种社会问题，已经成为一种“经济邪教”。
如何有效地打击传销犯罪活动，笔者对传销的特征、打击查处传销活动的难点和对策作些粗浅的探讨。
一、 传销活动特征
（一）行为极具欺骗性。传销活动主体绝大多数都是国家注册的合法公司企业，宣称从事的是正常合法的商业经营活动，除早期自称自已是传销外，现演变成用“重复消费”、“框架营销”、“网络倍增”、“连锁经营”、“复合加盟营销”、“消费联盟”、“滚动促销”等等华丽新潮的新名称，打着电子商务，网络经济，下岗再就业等旗号，以“点石成金”，“快速致富”的诱饵，诱骗不明真相的，搞不清“直销”、“传销”为何物的人们上当，参与非法活动。
（二）传销活动的非法敛财性。传销活动的组织者目的是为了牟取暴利，所以他们不论以何种名目为掩护的传销活动，在发展下线时都要收取费用，有的要参与者购买商品为加入条件，其商品的价格严重背离商品的实际价格，有的更干脆以“加盟费“、“会员费”、“许可费”、“培训费”等直接支付现金为加入条件，组织者和参与传销人员在所谓的“经营”中所获取的收益，并非来源于商品销售或服务所得的合理利润，而是层层盘剥他人加入传销活动时所购买商品的虚价部分或交纳的费用。所有钱财被金字塔顶尖的几个少数组织者攫取，下层的受骗者除了自已的钱财被骗，亲友的钱财被骗，受害者变成骗人者，不断循环扩张，成为组织者敛财工具，财富对他们来说永远都是个“水中月亮”。
（三）参与人员成分的复杂多样性。“拉人头”是传销活动最本质特征，参加传销活动的人数众多，老、中、青少年都有，下层大多属于下岗人员、农民、退休职工等低收入者，也有大中学生、教师、医生甚至公务员参与。主要手法是“杀亲杀熟”，由先加入的人以用工招聘、购销商品、合伙经商等名义，欺骗拉拢自已的亲属、朋友、同学、同事、邻居加入传销活动，上线发展下线，一层一层欺骗拉拢人们参与，呈金字塔型地向下放射发展扩大，成为传销的牺牲品。
（四）组织形式的黑社会、邪教性。传销活动的组织者在与各职能部门的周旋中，不断总结经验，使之活动更加隐蔽，控制手段更加严密，作案手法更具欺骗性，在组织活动中分工明确，有组织者、管护人员、“讲师”，使用了黑社会手段（有的传销组织本身就控制在黑社会性质组织手里），将参与者集中到一地居住，实行“家长制”管理，24小时监控，隔绝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不允许随意外出，不准看电视，听广播，不准看报纸杂志，对一些想退出的受骗者专人看管，非法拘禁，有的施以暴力或暴力相威胁。在精神上进行强制控制，采用集中上课培训，由所谓“专家”、“业绩突出骨干”上课，强制性地不间断地对参与者进行强制精神灌输，经过反复洗脑，使参与人员坚信人人都能成为富翁。使部分人中毒很深，沉湎于传销活动。其组织形式控制手段与邪教组织大同小异，成为名符其实的经济邪教。
（五）传销活动的顽固性。由于查处打击力度不强，在查获的案件中，对传销组织和骨干分子没有伤筋动骨，不能彻底摧毁。在暴利驱使下，他们另起炉灶重新开张，造成了甲地被查处后到乙地又聚集的恶性循环。
二、打击传销存在的难点
（一）法律滞后影响执法。直销自20世纪90年代初进入中国，至今短短10多年时间，从正当的经营模式,演变派生成泛滥内地的传销违法犯罪活动，导致经济秩序混乱，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的损失。对这一新的事物，我们建章立法却严重滞后，查处打击传销违法犯罪活动无据可依，现有的法律规定中，没有直接针对传销犯罪的罪名，只能以《刑法》非法经营罪、非法拘禁罪等相关罪名，追究这些在传销活动中发生的犯罪，但是由于犯罪行为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在追究这些犯罪时，法理上还有很多争论，定性定罪产生不少分歧，很少有传销组织者和骨干分子受到追究，因此难以震摄日益严重的传销犯罪活动。2005年国务院颁布的《直销管理条例》和《禁止传销条例》二部法规，也因缺乏有严厉强制力的法律支持，使得二部法规的执行大打拆扣。
（二）慨念混淆认识模糊，影响查禁。传销究竟为何物，它与直销有何区别？国家是否允许，很多人不清楚，就连部分职能部门的执法人员也不是很清楚。国家工商总局在９７年１月颁布过《传销管理办法》，在政府文件中，媒体宣传上还有个“非法传销”的提法，打开电脑搜索,会出现许多“国务院制订颁布《禁止非法传销条例》”的条目，加之这些进入中国内地的世界知名直销企业，他们经营活动的走调变样，一些国有企业如保险公司，在培训员工、业务会议上的做法与传销组织对参与人员进行的精神灌输形式上差不多，对社会起了很大的误导作用，造成非法传销被禁止的，传销还是允许的误解，人们头脑中存在着“直销”、“传销”、“非法传销”三个模糊慨念，认为自已在搞的与知名正规公司和国家企业一样的，自已在从事的活动也是合法的。加上新的传销方法不断出现，所以造成了大量不知情群众的积极参与。执法人员看传销组织从事的活动也是似是而非，在查处上就缩手缩脚, 甚至不敢查处，更使群众误认为这些经营行为是合法的。
（三）调查难取证难，影响打击效果。在查处传销违法犯罪活动中，由于它的主体合法，人员众多，异地活动，参与人员不配合等特点，造成调查取证困难，查处一处传销活动，当场查获的人员少则十几人几十人，多则几百人，人员来自全国各地，要逐人调查取证，牵制大量的人力物力，而法律又没规定可以长时间限制人身自由，要完成调查取证工作十分困难。有些案件众多的下层被骗人员四散在各地，要取得这些人的证据，也是项十分艰难的工程。还有一些只有被骗群众的报案案件，他的上线在异地，有的不知上线的姓名地址，有的上线他推上上线拿走了钱，查处这种案件更是难上加难。传销活动的一些书证也很难提取，查获的案件中获利行为，不是没有记帐就是帐目不全，有的故意隐匿、销毁，几乎很少能取得完备的证据，使得组织者、骨干分子逃过刑事追究，有的仅以行政处理了事，容易造成死灰复燃。
（四）受害者不合作、抗拒执法。经过传销组织“洗脑”，部分被骗参与传销活动的受害者中毒太深的，一些陷入传销骗局虽已经了解内幕还企图捞回自已损失的，他们对政府取缔行动不理解，不配合，拒绝解救，对抗调查，有的行为偏激妨害执行公务，有的甚至聚众闹事、哄抢财物、砸毁车辆、堵塞国道，拢乱政府机关工作秩序。
三、 打击传销犯罪的对策
（一）加强宣传力度，提高全社会认识。传销至所以能象滚雪球似地快速蔓延扩展，关键是人们对它美丽外衣下的欺骗本质认识不清，我们要从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充分运用广播、电视、报刊等各种舆论宣传工具，向群众宣传国家对直销、传销经营活动的政策法规，国务院颁布的《直销管理条例》和《禁止传销条例》，对什么是直销，什么是传销的慨念，有了明确的界定，《直销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本条例所称直销，是指直销企业招募直销员，由直销员在固定营业场所之外直接向最终消费者(以下简称消费者)推销产品的经销方式。”《禁止传销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传销，是指组织者或者经营者发展人员，通过对被发展人员以其直接或者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或者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或者要求被发展人员以交纳一定费用为条件取得加入资格等方式牟取非法利益，扰乱经济秩序，影响社会稳定的行为。” 这两个法律定义能使全社会提高识别传销违法犯罪活动的能力。　　　　　　　
　还要选择典型案例向人们揭露传销犯罪活动的欺骗性和非法敛财本质，披露那些打着电子商务、网络经济，不断创造着各种看似十分前卫时髦新名词的传销活动的实质，认清传销活动给整个社会造成的不信任危机，以及诱发各种犯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安定的严重后果。从而增强人们抵制传销的免疫力，自觉做到不参与各种传销活动。
（二）积极履行职能，协同作战，共同治理传销活动。治理传销违法犯罪活动，是一项涉及面广，工作量大，政策性强的工作，各职能机关要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在查处中要互通情报，信息共享，对发现的传销活动，必须立即查证落实，坚持露头就打，不让它蔓延。社区要加强暂住人口管理和出租房屋治安管理，预防传销在社区和乡村活动。
(三)　用好用足法律武器，严惩传销犯罪。目前法律法规的相对滞后，给打击传销带来一定难度，在国家未对传销犯罪专门设定为“传销罪”罪名情况下，对查获的传销案件，要用好用足现有的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分析研究案件的基本情况和所获取的证据，对涉嫌触犯《刑法》有关条文的，按所涉的罪名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对组织传销活动的，其获取的财物数额达到构成犯罪标准的，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其刑事责任；隐瞒实际情况以返利为诱饵，向下家推销与实际价值高出好几倍产品的，数额较大的，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以收取入会费、加盟费、发行期股等等，符合诈骗 、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构成要件的，以诈骗 、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惩处；将受害人骗到异地，强制关押“洗脑”，对不听话的人进行体罚，对逃跑的人使用暴力伤害、抗拒妨害有关部门解救的，以非法拘禁罪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
对提供场地、出租房屋给传销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如明知在其提供的场所从事传销违法犯罪活动的，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规进行处罚，对在查禁工作中向传销人员通风报信、编造谎言欺骗执法人员、以暴力或暴力威胁阻碍查禁的，可按窝藏、 包庇 ，妨害公务追究场所提供者法律责任。
（四）加强情报信息，建立长效工作机制。传销活动具有诡秘性、反复性、高对抗性特点，要加强情报信息工作，将工作的触角延伸到最基层，要依靠广大群众和使用专门力量相结合，收集情报信息，及时发现传销活动的蛛丝马迹，做到防患于未然。同时要总结经验，分析研究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建立和完善科学的工作机制，使我们的工作始终处于主动，不断提高打击查禁传销的能力。
打击治理传销违法犯罪活动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必须站在讲政治的高度，抱着对人民利益极端负责的态度，行使自己的职责，以期达到剿灭传销这一“经济邢教”的目的 ，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扫清道路。





未成年人重新犯罪问题调查报告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 武彬
邮编100026 电子信箱：wu_binvip@yahoo.com.cn


[摘要]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呈上升趋势，其中的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现象比较明显。这里所指的“未成年人重新犯罪”是指初次和重新犯罪时均未成年或是初次犯罪未成年而重新犯罪时已成年的犯罪嫌疑人犯罪的情况。由于这类案件日益增加，已成为未成年人犯罪的一个特殊现象，有关部门应给予关注。本文从案件特点入手，对这些未成年人的心理、成长环境进行深入分析，并试图提出有效对策加以改善。
[关键词]未成年人 重新犯罪 分析

两年间，我院共受理未成年人重新犯罪案件占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总数的15.44% 。
一、案件特点分析
（一） 在未成年人重新犯罪中，以二次犯罪案件居多。第二次受到司法机关处罚的未成年人占总数的92.5%；第三次受到处罚的有2人，第五次受到处罚的有1人。
（二） 从重新犯罪的时间间隔上看，时间间隔较短、在缓刑期内犯罪现象明显。缓刑期内重新犯罪的占总数的47.5%。从时间间隔上看，初次与重新犯罪间隔3年以下的占总数的45%；间隔3年至6年的占总数的22.5%；6年至10年的占总数的15%；间隔10年以上的占总数的17.5%。
（三） 初次犯罪与重新犯罪的罪名重合度与其犯罪间隔成反比。犯罪间隔3年以下的人中，前后触犯罪名相同、即重合度为61.1%；犯罪间隔为三年以上的人中，前后触犯罪名相同、即重合度仅为22.7%。由此可以看出，犯罪间隔时间越短，罪名重合度越高，且罪名多集中在抢劫、盗窃、故意伤害等暴力型或财产型犯罪，判处刑罚相对较轻；而犯罪间隔时间较长的犯罪嫌疑人，其再次犯罪所涉及的罪名种类较多，情节也趋于严重，被判处的刑罚多重于初次犯罪的刑期。
（四） 团伙犯罪现象在重新犯罪中不明显。未成年人在初次犯罪时互相撑腰、壮胆，所以团伙犯罪现象比较明显；但在重新犯罪时，由于其年龄、身体的增长，多数不需要其他人的协助，单独实施犯罪行为。
（五） 从犯罪动机上看，再次犯罪的动机比较单一。犯罪嫌疑人在初次犯罪时的动机比较多样：有为泄私愤故意伤人的，也有受不良影片影响一时冲动的，有精神空虚寻衅滋事的，还有的是为获取金钱；而犯罪嫌疑人再次犯罪时目标明确，绝大多数是为了获取不义之财。
（六） 在校生初次犯罪后绝大多数流向社会，外来务工未成年人原本就缺乏监督约束。在实践中，在校生一旦犯罪，就被打入另类：或是被送往工读学校，或是被开除学籍推向社会（一般学校都有规定，只要受到刑事处罚就要开除学籍，判处缓刑也不例外）。而不愿接受工读学校严格的管理而拒绝入校的未成年人，实际上等同于流向社会。实质上多数犯罪的在校生没有返校学习的机会，只能与社会青年混在一起。这部分未成年人更容易再次犯罪。而未成年外来京务工人员来京后处于游荡状态，没有相应监督机构，在服刑期满后如无正当工作，很多会再次犯罪，成为惯犯。
（七） 暴力型犯罪主体在犯罪前多受过相似暴力侵害。犯罪学生所在学校的周边，往往存在不良社会氛围：如高年级同学或退学同学的拦路滋扰，社会青年的敲诈勒索等，一些处于城乡结合部的学校尤为严重。由于学校及相关部门没有有效措施，或是没有长效治理机制，致使一些受害未成年人思想发生变化，不认为这种现象是犯罪，反过来拉帮结派，以暴治暴，从暴力受害人转为加害人。
（八） 犯罪主体的家庭教育多存在问题。不论是来自离异家庭还是普通家庭，普遍存在家长对未成年人疏于管理或是只知虚寒问暖、对其精神世界一无所知的状况。特别是在未成年人初次犯罪后，家长没有给予足够的关心和正确的教育引导，没能及时将未成年人引向正途。

二、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的深层原因分析
（一） 犯罪未成年人的“二次污染”情况值得忧虑。一些未成年人由于交友不慎或是一时冲动触犯法律，被采取强制措施后或是执行刑罚期间，在牢房内受到同号犯人的教唆、传染，会沾染上很多不良习气，甚至学习到各种犯罪的方法。等到其刑满释放时已经变成“五毒俱全”的社会不稳定人员。这样的关押环境不适合未成年人的改造。
（二） 令人惊异的是，一些未成年人不以坐牢为耻。“坐牢前受气挨打、坐牢后扬眉吐气”的奇特现象使部分未成年人沉溺于“扬眉吐气”的快乐中。一些问题少年和社会青年有欺软怕硬、欺善怕恶的心理，对在校学生颐指气使、连打带骂，对受过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则存在惧怕心理，唯唯诺诺。由于未成年人思想单纯，不会体会到受刑事处罚对自己一生的长久影响，在短期内会认为坐牢反而使自己在“朋友”和欺负过自己的“敌人”人面前有了炫耀的资本，可以召集众多社会青年对以前欺负过自己的人进行报复，而不必担心遭受袭击。
（三） 部分未成年人不能正确认识“从轻减轻处罚”的涵义。在其看来，犯罪被抓也不过是被取保候审再被判处缓刑，不用坐牢也不用受苦。在心理辅导没有跟上的情况下，法律对犯罪未成年人的威慑力大大减弱，使未成年人产生“犯罪也不是什么大事”的思想。
（四） 沿袭以前的不良生活习惯和朋友圈子，是重新犯罪的重要诱因。未成年人被判缓刑后或是刑满释放后，多赋闲在家，一时难以重新回归社会，而原来的朋友都找上门来，不良生活习惯继续延续，未成年人的行为就在不构成犯罪与构成犯罪的边缘徘徊，很容易再次触犯法律。
（五） 未成年人的犯罪心里矫正工作缺失严重。在现阶段，单纯法律惩罚不能达到教育矫正目的；而学校老师在课余的简单说教，无法成功完成心理矫正辅导；如果家庭又没有做到耐心帮助和教育（有的甚至没有家长关心），又将其推向学校和社会，未成年人有一种被抛弃感，继而在不良社会青年的小团体中寻求归属，为其重新犯罪埋下了伏笔。
（六） 学校和有关部门对校园周边的治理缺乏实效。在当前的一些学校，老师们在保证教学质量之余，多以“保证学生在校时间安全”为标准进行管理，对学生走出校园后遇到的问题无暇顾及，使得学校周围发生的社会青年滋扰学生现象比较突出。学生轻则被抢走小额金钱，重则被殴打至伤，严重危害了在校学生的人身安全，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的人生观，使一些人形成“暴力至上”的思想，进而发展为“以暴制暴”，从受害人变为加害人。
（七） 家庭教育没有发挥有效预防作用。在重新犯罪的案件中，家长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方式一般都存在问题：不是过分溺爱就是不闻不问；不是窒息管束就是放任自流。但有一点大致相同，就是对未成年人的思想关注甚少，对其精神世界一无所知。这也是家长最容易忽略的。而成年人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基本形成定势，如果没有外界帮助，家长往往很难自行发现教育方式的缺点。家长得知孩子犯罪后在失望和焦急心情的驱使下，反而会出现更为不当的教育形式，在客观上不但没有帮助未成年人矫正不良思想和行为，还会出现南辕北辙的教育效果。

三、当前预防未成年人重新犯罪中存在的问题
（一）“谁都管、谁也管不深”的多部门分段保护，严重制约此项工作的发展。
当前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工作，处于多个部门分头进行但都无法深入下去、只能点到为止的状态。检察院在侦查监督处、起诉处都设有专门的青少年犯罪案件办案组，在预防处还有专人负责青少年犯罪预防。在法院、公安也设有类似的部门和办案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这种在程序上公检法各管一段的未成年人矫正方法成效甚微。预防未成年人重新犯罪是一项长期的、需要持之以恒的工作，仅靠办案人员在办案过程中顺带进行不是有效举措。
（二）预防总体思路圄于狭窄，程序改良现象成为主流。
现阶段的预防青少年犯罪是以在司法阶段的程序保护为主，而对其人格转化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重视。
在对未成年人进行司法保护方面，有不少关于程序改良的先例：如公安系统对轻型犯罪的未成年人尽量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检察系统对此类案件加快审理节奏，减少犯罪带给未成年人的心理压力；一些法院采取“缓审”制（推迟开庭时间考察未成年人，考察表现良好者作无罪判决），或是“前科淡化”制（也是通过考察表现良好者由司法机关出面淡化其曾经犯罪的经历，有的法院直接建议从档案中撤出判决书、视为没有犯罪经历），还有的采取“圆桌审判”（将传统八字形审判格局改为半圆形，消除未成年人的恐惧感），以此消除犯罪记录可能带给未成年人的人生伤害。但是，应该看到，所有的这些措施，都只限于司法机关在程序上的试点改良，涉及未成年人思想转化的少之又少，并没有形成整体的、全社会都参与进来的“预防未成年人重新犯罪体系”，无论从思路上、还是效果上都有很大的局限性和不连贯性。
（三）在保护、转化方式上过于程式化。
在对犯罪的未成年人的帮助教育上，各部门工作人员基本上都采取程序化帮助、说教式为主的方式。就是指程序上规定要进行教育就口头说几句，且以套路说教为主，对未成年人的个人情况和心理状况知之甚少。这样的教育枯燥生硬，未成年人根本听不进去，甚至会产生更大的抵触心理，收效甚微。这是现行矫正制度的明显缺陷。
（四）没有配套有效的“心理矫正”，法律对未成年人的各种保护性规定不但不能起到教育挽救的功能，反而减弱了法律的权威性和威慑力。
出于保护未成年人的考虑，法律程序在各方面都对未成年人进行了优待。在量刑时给予从轻或减轻；在诉讼程序的各个环节都对未成年人进行照顾，最为明显的是对未成年人能取保候审的就取保候审，能判缓刑的尽量判缓刑，减少未成年人被“二次污染”的机会。但是，由于心理矫正工作没有及时跟上，一些被取保候审或是被判缓刑的未成年人会由此产生“我没事了”的感觉，认为做坏事被抓住也不过如此，把犯罪经历当作资本炫耀，变本加厉地进行犯罪活动，进一步滑向犯罪的深渊。法律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不但没有起到保护作用，反而成为犯罪加速剂。由此可见，心理矫正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关键。
（五）相关立法单一，且没有实施细则和相关培训。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匮乏现象比较严重，现有法律不仅单薄，而且可操作性不强。根据这些原则性的规定无法界定各部门的权利和责任，也无法真正发挥法律的规范性作用。具体执行的人员更是没有可以借鉴和学习的法规资料，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算一步。
四、预防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的几点对策
（一） 加强对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律法规的立法研究。
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制度如果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就不可能取得预期的社会效果。加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理论研究，关键在于理论联系实践。要将理论转化为司法实践和社会实践，加强实证研究。在理论适度超前的前提下，加快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体系的建立，尽快解决现存的各类实际问题。
（二） 加强未成年人心理矫正是预防重新犯罪的根本。
心理辅导是目前对犯罪未成年人最有用的方法。因为他们的心智本来就不成熟，走向犯罪的道路多半是误入歧途，但是要想让他们彻底与过去的不良生活告别，就必须要在特定时期内由专人对其进行多次深入接触，了解他的心路历程，并在一段时间内不断予以矫正，仅有公检法在办案过程中的批评教育是远远不够的，必须由心理辅导专业人员专职进行。建议在司法局或教委成立专门的未成年人心理矫正辅导机构，加强对犯罪未成年人及问题少年系统性的心理辅导，并以制度形式固定下来。
（三） 集学校、公检法、社会等多方力量，统一进行青少年犯罪预防，找出能够贯穿整个诉讼程序的保护方案。
为了进一步挽救失足未成年人，应当对矫正工作进行系统的、全面的研究。仅靠公检法或是学校的力量远远不够，要充分发挥社团的力量，由专门机关牵头，对犯罪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的现象进行统一研究，寻找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