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精神病人触犯刑法是否为犯罪的思考

肖汉


　　【摘要】 精神病人[ 文中所指的精神病人都已满18岁]在发病期间失去分辨能力和控制能力时，危及人身及财产安全通常会认为无罪，然而在客观上精神病人的危害行为已经侵害了受害人的法益，并且法律所处罚的就是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危害行为。人道主义的影响以及社会道德的提升让我们对于触犯刑法的精神病人有更多的包容，但是法律的严谨性需要我们对于精神病人犯罪有更多更深的思考与研究。

　　【关键字】精神病 犯罪 权衡 刑法 道德

　　精神病人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的行为和思想通常差别与正常的社会人。在病理学上，精神疾病一般分为轻型与重型两大类。轻型是指患者对自身的精神异常有一定的自知力。尚能控制自己的精神活动，能保持与环境适应的能力。所谓重型是指患者对自身的精神异常表现没有自知力，不能控制自己的精神活动，丧失对环境的适应能力。这种轻重之分也是相对的,一些重型精神疾病的早期常呈现轻型表现。[ 《精神病学》孙学礼 人民卫生出版社]
　　定义精神病人的标准是看此人是否“正常”。那么“正常”的标准是什么呢？何为我们认定的“正常”？我们可以发现世界上没有动物是患有精神病的，只有人类才会有精神病。这归结于人类具有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思想。
　　人有理性的思想，人类是受到这个世界的自然法则约束的，这个自然法则也可称作理性（logic）[ 亚里士多德理性（logic）哲学观点]。人类需要食物和水来供能量维持生命；人类受到地球万有引力的约束；人类需要空气而不能在没有空气的外太空生存等等。同样人类的行为也必须符合世界的自然法则，也就是要遵守自然规律，人类不可以用鼻子吃饭，只能用嘴巴通过消化系统；人类不可以像鸟一样飞行，因受到地球引力作用自身具有重力等等。在人类的思想道德方面，随着历史的发展，人类逐渐形成了不可乱伦、不可杀人害命这些基本的道德观念。那么对于正常标准的界定，应该是一个符合自然法则（logic）和人类的基本道德，?K且要合乎人类在社会中所形成的习惯。当一个人不符合这个“正常”的标准，就有可能会被认定为“精神病人”。一个人如果他不穿衣服到处游荡，人们一定会认定他患有精神病，因为他的这个行为违背了人类道德伦理——人们都需要衣服遮羞。同样的，在大热天有一个人穿着厚厚的棉袄在大街上游荡，也会被人们认为他有精神病。因为我们在这个社会上生活，受到大自然法则的约束，夏天天气热，穿厚厚棉袄显然是违背了这个自然法则，也不合乎社会习惯。为此，笔者认为精神病人的判断标准是按其是否“正常”，而所谓的“正常”是相对于我们这个社会界定的，即符合自然法?t，以及人类的道德伦理，还有人类在社会中所形成的习惯。当一个人的行为违背这个“正常”标准，就有可能被认定为患有精神病。
　　这是一个典型的精神病人犯罪案例：2000年4月18日深夜2点左右，患有精神分裂症的高某突然心血来潮，捅醒了身边的妻子，处于熟睡中的妻子烦了，就骂了高某一句，不料这下可激怒了高某，上去就对其妻进行殴打，其妻也不甘示弱，与高某对打起来，丧失理智的高某就找来三棱铁锉朝妻子的头部砸去，又找来菜刀，向妻子的脖颈砍去，他的妻子立刻倒在了血泊中。[ 《精神病人触犯刑法一样被判刑》 刘士玉]在该案中，高某是精神病患者，因为他处于精神病发病状态，从而实施了能满足高某心理状态的行为——杀死其妻。

　　从精神病理学角度上说，通常精神病人发病是由于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包括生物因素，即自身的遗传或自身的体制；还有心理、社会环境因素，即生活事件或者自然人文环境[ 《精神病学》孙学礼 人民卫生出版社]。从上面的精神病人犯罪案例来看，高某发病是由于自身的原因，然而此时高某应该处于轻度状态，由于受到其妻的激怒，亦就是外来因素的影响，令高某受到刺激，导致高某处于一个重症状态，失去了分辨能力和控制能力，亦就是高某处于重症精神病状态中。
　　当精神病人处于病态时他们自己也不会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没有分辨能力和控制能力，甚至在行为实施之后自己也不会记得自己曾实施的行为。笔者发现患有精神病的人，他们的思想意识似乎不只有一个，也就是说精神病人在没有自制能力和分辨能力的状态时，是由另一个意志来支配他的行为。首先，精神病人处于正常状态时，他们和正常人一样具有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即使他们处于轻度的病态，依然具有一定的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从人性的角度看，笔者认为这种一定的能力是具有最基本的伦理道德性[ 最基本的伦理道德性是指不可杀人谋害，不可违背伦理以及不可违社会道德等]的分辨力和控制力。此时他们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或者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也就是认定他们为正常人。其次，当他们处于精神病发病状态时，他们所实施的行为一定是由一个意志来支配的，可以当精神病人恢复正常时却往往不记得自己曾经做过什么，这也可以推断出精神病人在发病时的意志和正常时的意志并不相同，即这个精神病人具有至少两种意志。
　　精神分析学家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指出人格可分成三个层次，即意识，前意识及潜意识，相对应的就是人格结构中的本我、自我和超我。[ 《人格心理学》JerryM burger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按照弗洛伊德的人格三层次的观点，精神病人至少有两个以上的人格是成立的，典型的是患有多重人格障碍症的精神病人。多重人格（Multiple?Personality)一种由由心理因素引起的人格障碍，也可以把多重人格这样界定：在个体内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独立且不同的人格，每一个人格在一特定时间占统治地位。这些人格彼此之间是独立的、自主的，并作为一个完整的自我而存在。[ 《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第三版] 亦可以说一个人具有两个以上的、相对独立存在的子人格。[ 《美国精神病大词典》]总的来说，精神病人具有至少两种以上的人格意志，其中包括处于正常状态下的意志，还有处于精神病状态下的意志。
　　既然精神病人不仅是可以认定为不符合“正常”标准的人，同样精神病人也可以认定为具有多重人格的人。“正常”的标准是相对而言的，没有绝对的标准。这个“正常”也是社会稳定持续的基础，也是法律存在的目的，维护社会生活正常的进行。精神病人的不正常行为显然是危害“正常”的社会秩序，也妨碍了社会生活的“正常”进行。笔者认为，精神病人这种侵害行为也应该认定为“危害行为”。首先精神病人具有多重人格的特点，精神病人发病时是由另一种人格意志支配从而实行了侵害行为，此时的意志依然是属于精神病人的。从心理学和病理学角度上来说，这种意识就是精神病人自身的所拥有的并且独立的，这种意识是虽然“不正常”，但是不可以把这种意志作为例外，每一个犯罪分子在犯罪的那一瞬间都是“不正常”的，那显然是不可以例外的。另一方面，精神病人的另一种意志所支配的行为，在客观上侵害了法益，造成了损害结果的发生，这固然是危害行为，不能因为精神病人此时的意志是另外一种意志而否认他的危害行为。
　　这样，以维护社会安定以及人民人身财产安全为目的的法律理应对其“不正常”行为进行处罚。首先，刑法是维护国家社会和公共财产安全以及个人的人身财产安全，刑法至少要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当人们破坏这个正常的秩序时，就应当追究由刑法管辖。精神病人的行为破坏了正常的秩序；应该追究其刑事责任；再次，法的目的是要维护社会公共持续，法律所惩罚的是危害行为，并不惩罚主观思想。我国刑法是针对犯罪行为，当行为人危害国家社会公共财产安全及个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时，就必须对其危害行为进行责任追究。精神病人在客观上确实实行了危害行为，使法益受到了侵害，那么根据法律针对行为非思想的原则，是应当承刑事责任的。

　　我国《刑法》第18条的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院程序鉴定确认的 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可以看出，我国刑法中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的精神病是指重型精神病。
　　精神病人触犯刑法是指精神病患者在发病期间危害国家社会、公共以及个人的财产安全和人身安全。行为主体是出于精神病发病状态的行为人，根据我国刑法规定，所谓能免除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是指在事实行为的时候是处于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状态。
　　在法理学界，张明楷教授也认为精神病人处于病态状态时，是应该不追究其刑事责任的。张明楷教授认为法律所追究的是实施危害行为的主体，若该行为不是危害行为，也就没有侵害到法益，也就不会构成危害结果结果。这样看来，张明楷教授是以精神病人不能构成“危害行为”作为免其刑事责任的理由。为此，笔者认为精神病人处于发病期间实施触犯刑法的行不认定为“危害行为”有不合理之处：其一，危害行为的定义按照其语意来分析，是指该行为对行为实施对象造成了损害，侵害了当事人的利益，也就是该行为造成了以行为实施对象为主体的危害结果。根据这个标准，精神病人的行为造成了危害结果，其行为也应当认定为“危害行为”其二，法律所保护的是合法的法益主体，当某种行为侵害了法律所保护的主体，并造成一定的损害结果，这种当然是危害行为。其三，不能把精神病人的意志状态不正常作为例外，每一个罪犯在犯罪那一瞬间的意志都是不正常的，这当然不能例外。同样，精神病人有多种意志并且相互独立，当精神病人处于一个不正常的意志状态时也不能例外。

　　精神病人触犯刑法应当受到刑事追究，然而这种尺度如何把握，是否可以把精神病作为减刑的依据？每一个在社会中存在的人，都有一个本我的意识，精神病人本我的意志状态是正常的。刑法是维护社会正常的秩序，每一个人都受到刑法的约束。在刑法约束下的每一个社会人的行为，都是由本我支配的。那么，精神病人受到他的另外一种非正常的意志支配时，所实行的危害行为，显然是触犯刑法，要承担刑事责任。但是，精神病人的本我，也就是支配刑法约束下每一个社会人行为的本我意志是无辜的。从客观上，精神病人要承担刑事责任，然而从主观上，考虑到精神病人的特殊性，也应当酌情减刑。


参考文献

《精神病学》孙学礼 人民卫生出版社
《西方哲学简史》 罗素
《精神病人触犯刑法一样被判刑》 刘士玉
《精神病学》孙学礼 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论》 唐崇荣
《人格心理学》JerryM burger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第三版
《美国精神病大词典》

联系方式 timothy_2012@live.cn

　　辩证认识工会的作用 保护工会干部的权益
　　——从工会主席遭解职谈起
　　张喜亮

　　据报道，中科院三环公司与日本相模株式会社合资的北京三环相模新技术有限公司解职工会主席唐小东职务一案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成了一个热点问题。由此激起了人们对我们这个国家和社会的一些重大问题是的思考，如工人阶级地位及其权力的问题，中国工会面临的挑战问题，立法及司法制度改革完善的问题等等。笔者从建立和谐社会的角度对此也有一些思考。
　　记得前些年接待了一个日本劳资关系学术团，他们阐述过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观点，即一切社会问题无不可以归结为劳资关系。社会经济问题中最基础的就是劳工问题，劳动创造着一切社会财富，没有高效的劳动便没有繁荣的经济；劳资关系问题的矛盾激化，便从经济问题演变成为社会政治问题，综观世界各国，执政党大多都必须与工会其实质是劳工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否则其执政的地位就难保；比如社会暴力等其它的社会问题也都与劳工问题相关，多失业过大或就业不足以维持生计的时候，必然产生社会的各种恶势力或出现丑恶现象或是邪说蛊惑人心，造成社会的不安定。想来，这种观点也不无道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理论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可见，劳资关系在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是具有怎样的意义。
　　我们党的十六大及十六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都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建立这样一个和谐的社会，其最基础性的工作，就应当是建立和谐的劳资关系。25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正是有了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劳资关系作保障，城市的改革主要集中在了企业制度的改革，企业改革是改革的中心环节。如果没有工人阶级顾全大局的牺牲精神，可以肯定，我们的改革将一事无成。伴随改革的深入，党和政府一再强调稳定是第一位的，稳定是压倒一切的，不稳定对谁都没有好处，没有稳定就没有一切。这个稳定其最主要的还是工人阶级的稳定，没有工人阶级的稳定便不可想象将如何实现。近几年来，出现了一些不稳定的现象，问题的核心还是劳资关系问题，企业改制身份置换、下岗失业买断工龄、变卖国企减员职工等等，失业问题日益严重，劳资关系越发紧张，突发事件屡有发生。当然，有些地方的这种做法是非国家政策所鼓励的，但是无论是怎样的原因，客观上确实导致了社会不稳定的现象。在市场经济体制，利益成为凝聚社会的最主要的粘合剂，职工和企业的关系即所谓的劳资关系也不能不成为利益对立统一的关系；这与计划经济时代工人阶级和工人利益的精神是不完全一样的了，尤其是非国有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境外资本大举进入以后，劳资的矛盾也就越发泾渭分明了。资本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劳工追求作业环节和生活条件的改善，——就是劳资双方最原始的矛盾。资本以其对劳工的最小的支出而获得最大的利润，剥削与反剥削的对立，是产生工会的最原始的动力。
　　当然，原始的工会正是在领导工人同资本的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其实就本质来说就是在斗争中求得统一，保持一种平衡的态势。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斗争越来越不得人心，安定是人心所向。工会在劳资关系中的调和作用也越来越显现出其巨大的潜力。古今中外工会对劳资关系调和中的作用都是经历了一个从斗争到统一，正到保持统一的持续发展过程，反映了这样的一个规律。在民主革命时期共产党组织和成立了工会，通过工会这种合法的组织形式领导了中国的工人运动，实际上就是劳方以一个阶级的身份与资方这样一个资产阶级的劳资斗争。斗争的结果是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一个新的国家政权，工人阶级成为了这个政权的领导阶级。这是这样一个阶级不畏牺牲精神成为了新中国新社会的栋梁，这个阶级的组织——工会成为了新生共和国政权的支柱，动员了作为一个阶级的工人实现了国家国民经济的恢复，为建设社会主义奠定了强大的经济基础。工人和国家的关系、国家和企业的关系、企业和工人的关系，这所有这些关系都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问题。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也是劳动关系逐渐转化为劳资关系，成为利益关系。工会在从阶级的高度逐渐开始关注利益，正是有工会这样的组织对工人利益的关注，不断地在维护职工权利和利益的价值取向中，维护了劳资关系的稳定或相对稳定，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能够按照预期的目标进行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五零年工会法到九二年工会法直至新世纪工会法，把工会代表和维护职工的利益这样的职能强化为“基本职责”，工会在谐调劳资关系方面的作用就越来越显得突出了，且对稳定社会的积极作用越来越大。从劳动关系到劳资关系的变化也就是从利益的一致到利益的分化的过程。或许我们在国有企业尚不称之为“劳资”关系，但是在大量非公经济组织中，在外资及中外合资企业中，原来被称之为劳动关系的则无疑是标准的劳资关系。
　　从工会的存在的意义来看，代表和维护工人的合法权益，是其最基本的职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第六条规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这些年来，尤其是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中，工会正是通过在突出维护职能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才保持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改革环境，如果没有工会的这样的作用，国有企业改革是不可能实现的。由此看来，工会虽然一直是高举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大旗，口不离维权，但是，就其实质来说或者客观上的效果是保持了劳资关系的稳定，在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在国有企业的改革过程中是这样，在外资、合资或私营企业中，也是这样。以唐小东所在的北京三环相模新技术有限公司而言，职工工资不但没有随着企业效益的提高而增加投入，反而在福利和保护待遇方面降低标准，即便是如此却没有发生罢工怠工事件，原因何在？工人依法取得了当地工会的支持自发地成立了工会，正是他们选举了唐小东这样的工会主席，才保证企业生产经营正常运行。工会主席在做好职工思想工作稳定了其情绪的基础上，代表职工利益与公司管理层进行协商的组织，才实现了劳动的安定。在这样的所谓维权的过程中，客观上是促进了企业的健康发展。工会干部的工作主观上维护了职工的合法权益，客观上也促进了企业的发展；然而，这样的作用往往被有关方面视而不见，却被当作阻碍绊脚石，屡遭受厄运。
　　工会主席唐小东被解职一案，激起了各界的愤慨，海淀区工会、北京市工会表示支持唐小东主席依法维护其合法权益。工会由劳资矛盾而生、为劳资和谐而努力，调动了职工的工作积极性，促进了企业健康发展，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建设和谐的小康社会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我们社会的各级当政官员、企业经理都能够懂得这样一个事实的话，他们就应当以其实际行动尊重和保护工会干部。如果说和谐的劳资关系是建设健康社会的基础，那么，工会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则是问题关键；充分发挥工会调适劳资关系的作用，核心就是保护工会干部的合法权益。全社会都应当依法为工会干部的工作营造更宽松、更便利的环境。
　　张喜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