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宪法修改权及宪法修改程序的完善

王志彬


一　　问题的提出/前言
自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诞生以来，我国宪法经历了多次修改，包括1975年、1978年、1982年三次全面修改，1979年、1980年对1978年宪法的部分修改，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对1982年宪法的部分修改，每一次宪法修改，特别是对1982年宪法的四次修改都引起了法学界的广泛关注，通过对修宪内容和意义的充分论述推动了相关理论的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相比而言，我国学者对宪法修改权和修改程序研究不够。我国修宪实践如此丰富，为何会出现宪法修改权和修改程序缺乏研究的现象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一）在宪法理论界，宪法程序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宪法程序在我国传统的宪法学理论中并没有作为一个必要的宪法范畴存在。１学者们总是把宪法程序附属在相关制度基本理论之后作简单介绍，很少有学者将宪法制定、修改、解释、国家权力运作、公民宪法权利保护、宪法监督等程序加以系统化的研究，总结其价值和作用；而且，在我国现行宪法中作为程序法核心的诉讼程序缺失，更无宪事诉讼可言，也制约了宪法程序理论的研究。在此背景下，作为宪法程序一部分的修宪程序和与之相关的修宪权问题缺乏研究也是很正常的现象。
（二）宪法修改工具意识排斥对宪法修改权及修改程序的研究。宪法学者关注的焦点大都放在宪法学实体方面内容之上，并积极呼吁相应的研究成果写入宪法，把宪法修改作为工具。加强宪法修改权和修改程序的研究，完善宪法修改理论，会增加修宪难度，“工具”变得复杂而难以随意操作当然是宪法修改工具主义者所不愿接受的，因而自然会产生抵制宪法修改权和修改程序研究的心理。
（三）对宪法修改权和修改程序所体现的价值没有清晰地认识。从当代中国民主建设的方面看，有一种重民主的实质和内容，而轻视民主的形式的倾向。２这种倾向反映在宪法价值研究的层面上，表现为对宪法实体内容中体现的保护人权、限制权力等实体正义价值的积极研究，而对宪法程序内容中体现的民主、效率等程序正义价值相对忽视。虽然有学者呼吁在思想上树立程序正义理念，但对于此理念在宪法程序中具体如何体现却鲜有论述，对宪法修改权和修改程序所体现的价值更加难以形成清晰认识，必然会造成研究动力不足。
因此，很有必要对宪法修改权和修改程序进行研究，发现其中体现的宪法价值，并丰富宪法修改权和修改程序理论，提出完善相应宪法规定的建议，促进其宪法价值的实现。
二　　宪法修改的概念、原因和限制
宪法修改的概念、原因和限制是研究宪法修改权和宪法修改程序必须首先明确的基础性问题。
（一） 宪法修改的概念
宪法修改的概念有狭义与广义两个层次，狭义的宪法修改是指，宪法正式施行以后，发现部分或全部规定与实际需要不相适应，由有权修改的机关依据特定的程序，对宪法的部分条文所作的重订，修订或者作部分的增删等活动。而广义的宪法修改除此种直接变动文本的方式外，还包括对宪法的“无形修改”，也就是通过宪法解释、宪法惯例等方式，在不改变宪法文字的情况下，使宪法的涵义发生实际上的变化，这种情况也称为“宪法的变迁”。３本文所讨论的宪法修改是就其狭义而言的，也是以狭义宪法修改定义下的宪法修改权和宪法修改程序为研究内容的。
（二） 宪法修改的原因
宪法修改的原因是宪法修改权和修改程序产生的根本，宪法学者对宪法修改原因的认识比较一致，一般认为有客观和主观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客观原因，主要是指社会现实的发展变化。首先，社会生活中经济因素的变化可能导致宪法的修改。其次，政治因素的相互作用，也会直接影响宪法的稳定性导致宪法的修改。这里所指的政治因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社会政治制度的变化，二是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的变化。
第二，主观原因，主要是指由于受到人们认识能力的限制，制宪者在设计宪法时难免有考虑不周、预见不到之处。人们认识能力的提高和宪法规范缺陷的显现会引起相应的宪法修改。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说明：一是宪法理论的发展完善。二是宪法制定技术的原因使宪法制度设计存在瑕疵，宪法规范表述不准确，有的可以通过宪法解释加以明确，有的则必须通过宪法修改加以完善。
（三） 宪法修改的限制
宪法修改是否存在一定的限制在理论上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即否定论４和肯定论５。相比而言，肯定论更为可取，各国的宪法规定也证明确实有宪法修改限制的存在，这些限制主要包括：
一是宪法修改内容的限制。这是实行立宪政体国家的一种通行做法。各国对宪法修改内容的限制通常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宪法的基本原则在修改上的限制；第二，共和政体在修改上的限制；第三，公民基本权利条款在修改上的限制；第四，修改宪法不得有损于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6例如， 1949年制定的联邦德国基本法第79条第3款规定：对本基本法的修正不得影响联邦划分为州，以及各州按原则参与立法的原则，或第1条和第20条所规定的原则。7
二是宪法修改时间的限制。有些国家的宪法规定非经一定时间不得修改宪法。例如，美国联邦宪法就明确规定该宪法中几种特殊条款，非迟至1808年以后不得修改。也有些国家的宪法规定每隔若干年修改一次，其时间间隔一般较长。例如，葡萄牙1991年宪法第82条规定，宪法每隔10年修改一次。
三是宪法修改的其他限制。有些国家的宪法规定在特定时期，即国家面临危机的情况下，不得修改宪法。例如，法国宪法规定，在法国领土一部或全部被外国军队占领时，修宪程序不得着手或进行。此外，还有些国家的宪法规定修改方式8上的限制，主要是指禁止全面修改，但也不是绝对的，通常与时间限制相结合。例如，巴拉圭1940年宪法第94条规定宪法公布后10年内不得全面修改。
宪法要适应社会现实生活的显著变化，体现人类认识能力的进步，因而宪法修改成为必然，宪法修改应当尊重宪法的根本精神和原则，维护宪法体系的稳定性，宪法修改限制的存在是十分必要的。正是宪法修改限制的存在明确了宪法修改权作用的空间，宪法修改程序适用的范围（在广义上讲，宪法修改程序也是对宪法修改的一种限制）。

三　　宪法修改权和宪法修改程序的价值
如前所述，对修宪权和修宪程序的价值不清晰是我国学者对修宪权和修宪程序研究缺乏的一个主要原因，而修宪权的分配、修宪程序的设计都应当以修宪权和修宪程序的价值为指导，所以明确修宪权和修宪程序的价值能够使人们树立程序正义观念，深化修宪权和修宪程序的研究，从而丰富宪法学理论，指导宪法修改实践，具有重大意义。
（一） 宪法修改权和宪法修改程序的价值的定义
所谓法的价值，是指在主体人与客体法的关系中，作为客体的法对主体人的需要的产生效应的属性，其外延包括三个层次：一是指法律本身的价值，二是指法律促进哪些价值，三是指发生价值冲突是法律依据什么标准做出评价。9根据以上法的价值的定义，可以这样表述修宪权和修宪程序的价值的定义，即在宪法修改过程中，修宪权和修宪程序对修宪权主体的需要产生效应的属性，其外延包括三个层次：一是修宪权和修宪程序本身具有的民主、效率的程序正义价值，二是指修宪权和修宪程序促进宪法修改结果体现保护人权、限制权力的实体正义价值，三是指以上两种不同层次的价值或同一层次不同内容的价值之间产生冲突时的评价标准。10明确修宪权和修宪程序的价值的定义后，对其包括的三个层次的外延阐述如下：
（二） 民主、效率价值
这是修宪权和修宪程序本身所具有的程序正义价值11。不可否认，程序正义价值相对于实体正义价值而言具有工具或手段意义，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实体正义价值是通过程序正义价值来实现的，因而会受到程序正义价值的影响；而且程序较实体更容易把握，只要正义的程序要件得到满足并遵守，就意味着达到了程序正义价值的基本要求，而实体正义价值则具有不确定性，由于评价主体所处地位、知识水平、利益需求、与宪法修改的相关程度等方面的差异，对于同一宪法修改内容必然会有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评价。由此可见，修宪权和修宪程序的程序正义价值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而且强调这一价值是十分必要的。
1 民主
首先，民主是与专制相对立的，为了防止一部分人利用宪法修改实现少数人对多数人利益的专横的侵害或剥夺，必须依靠民主参与、民主决策；其次，民主促进科学决策的形成，与修宪内容有关的不同主体都有平等的发表意见的机会，会促进对问题全面深刻的认识，更好的协调各方利益。民主作为修宪权和修宪程序的价值的内容应当由以下原则构成：
（1）平等参与原则。
任何程序都是通过当事人的相互行为和关系而实现的，没有主体参与的程序是不存在的，而参与程序的主体应该是平等的。12在修宪过程中，除了全民公决之外，公众主要是通过选举代表委托行使修宪权，但公众并不因此而丧失参与修宪的权利，应该给公众了解、讨论修宪内容并发表意见的参与机会，而且当修宪内容对某些特殊利益主体有重要影响时则必须给他们陈述意见的机会，从而使他们能够对修宪结果发挥有效的影响。在参与修宪的过程中，公众或修宪权主体成员间是平等的，具体是指程序的同一阶段同类主体之间地位、参与机会和方式平等，因某些主体参与能力较差或与修宪内容有特别密切联系而得到较多的发言机会，是追求参与效果平等所作的必要纠正。
（2）过程公开原则。
过程公开是民主社会的基本特征，一切专制统治都是以其政务的神秘性出现的，即使有成文法的公布，还是有大量实际运行的潜规则13起着重要作用，权力的运作模式是公众难以知悉的，更谈不上控制或制约，修宪权和修宪程序的法定内容和实际运行只有在向公众公开的情况下，其程序正当性才能被认可。过程公开包括以下内容：第一，修宪权和修宪程序的法定内容公开；第二，宪法修改内容所涉及的各种信息公开；第三，修宪程序每一阶段的进展情况公开，允许采访、报道甚至现场直播；第四，过程公开应当以普通公众能够比较方便的获取已公开的信息为标准。过程公开原则具有重要意义，它是平等参与原则的必要条件，没有公众对权力运行情况的了解，所谓公民最大限度的参与国家事务就是一句空话；14它提供了对修宪权主体行使权力进行监督的可能，同时又具有宣传、教育作用，是公众对宪法修改结果普遍认同的依据。
（3）决策自治原则。
决策自治原则是私法中的意思自治原则在公法中的体现，意思自治的基本含义是主体地位平等、意志自由、行为自主、决策自定、责任自负。15决策自治原则在修宪过程中是指，修宪的结果应当合乎逻辑的从修宪程序中产生，修宪程序对修宪结果的形成具有决定作用。决策自治原则反对修宪结果先于修宪程序的完成而确定，程序与结果的割裂极可能出现悖逆公正要求的肆意妄为，没有经过辩论、协商或这些过程不起实际作用是对程序正义的背叛，也无法证明结果的正当性；决策自治原则也反对程序外不正当因素对修宪权主体自由意志的决定性影响，如果修宪权主体被收买或受到威胁、欺骗，意志不能自由，那么很难得出具有正当性的修宪结果。决策自治原则是保证修宪程序产生实际效果的决定性原则。
（4）特别多数原则。
在民主政治下，议事项则几乎毫无例外的规定需要参与者的多大比例的同意才能决定要处理的问题，也就是多数决原则，特别多数原则是多数决原则的一种形式。因为全体成员协商一致的完美民主难以达到，所以要实现决策自治原则在宪法修改过程中必须引入特别多数原则，这无疑会提高宪法修改的效率，但更为主要的是对于实现民主的考虑。特别多数原则比普通多数原则16要求有更多的赞成票数，3/5、2/3或3/4其保护作用更大。一方面，受宪法修改不利影响的少数派只要能够集中2/5甚至更少的票数就可以阻止宪法修改内容的通过，从而保护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受宪法修改有利影响的多数派只有集中3/5甚至更多的票数才能推动宪法修改内容的通过，使决策过程更为谨慎，更趋于全体一致，所形成的结果也更易于得到公众的认可。
（5）言论免责原则。
当代各民主国家的宪法大都规定了民意代表的言论免责权，该特权是指议员在议会内所作的发言，对院外不负责。17 言论免责原则目的是为对立意见提供辩论的场所，使代表们能够无所顾忌的发表自己的意见和主张，而无因此遭受打击迫害之虞，最终把问题谈透形成彼此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宪法修改影响重大，其公众关注程度非一般立法、法律修改所能及，根据平等参与原则，公众可以了解、讨论宪法修改内容并发表意见，如果没有言论免责原则的支持，所谓平等参与原则是难以实现的，所以应当扩大言论免责原则的适用范围，使参与宪法修改过程的普通公众也享有言论免责的权利。
2 效率
英国古谚云：“迟来的正义为非正义。”程序的不适当延长或过度消耗使人们难以从心理上接受立法结果的正当性，因而效率成为人们公认的一般立法程序的价值追求之一。有学者认为，在修改宪法时，速度与效率均非主要考虑因素，甚至不作考虑，而其保护作用与民主程度则是人们关注的焦点。18这种观点很明确地指出了民主作为修宪权和修宪程序的程序正义价值的内容相对于效率的优位性，但是对效率不作主要考虑，甚至不作考虑是不合理的。第一，宪法修改主要是宪法与社会生活产生难以通过宪法解释予以解决的重大矛盾所导致的，如果不能及时协调解决，矛盾的发展将会引起社会变革的发生，其结果是制定新宪法而废除不合实际的旧宪法，但是这个过程的副作用是社会公众所不愿意承受的；第二，过分的追求民主价值必然会加大宪法修改所需的社会成本，这种“充分”民主的程序即使能够特别便利的产生完全符合实体正义的结果，也会因超出社会公众的承受能力而遭到抵制，甚至弃之不用。因此，在分配修宪权，设计修宪程序时也应当关注效率价值，防止程序的不适当延长或过度耗费，使程序既具有正当性又具有合理性。
效率作为修宪权和修宪程序价值的内容应当由以下原则构成：
（1）法定时限原则。
合理的时限规定不会有损于民主价值的实现，但没有时限规定很容易导致程序的不适当延长，所以很有必要对宪法修改过程做出合理的时限规定，以提高宪法修改的效率。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审理Dillion v.Gloss案时也表示支持时限存在，而且认为“即使国会没有规定明确的时限，已经提出的宪法修正案也必须在提出后的合理时间内得到批准”。19具体而言，法定时限原则应当包括：第一，宪法修改过程各个阶段的最长时限法定，例如，宪法修改案的提出、公告、审议等阶段的最长时限应当由宪法作出明确规定；第二，宪法修改过程中止原因、决定机关法定，例如，宪法中可规定战争、重大自然灾害或疫情出现时修宪权主体可申请中止相应阶段时限，由国家权力机关决定是否中止、中止情况解除继续时效计算等；第三，宪法修改期限延长决定机关、延长期间法定，即在宪法修改过程中出现焦点疑难问题无法形成多数意见时，由法定机关做出延长法定期限的决定，经法定次数的延长仍不能形成结论则该问题不作为宪法修改内容。
（2）合理消耗原则。
福建省人大常委会


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福州市中小学校学生安全防范和伤害事故处理条例》的决定


（2007年3月28日福建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福建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对福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请批准的《福州市中小学校学生安全防范和伤害事故处理条例》进行了审查，认为其内容与上位法没有抵触，决定予以批准，由福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颁布施行。
　　

福州市中小学校学生安全防范和
　　伤害事故处理条例
　　
　　（2006年10月26日福州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过
　　2007年3月28日福建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中小学校学生安全防范，妥善处理学生伤害事故，保护学生合法权益，维护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中小学校学生安全防范和中小学校教育教学活动期间学生的人身伤害事故处理。
　　中小学校（以下简称学校）是指全日制的普通中学、中等职业学校和小学。
　　学生是指在学校中全日制就读的受教育者。
　　教育教学活动期间是指在校内教育教学活动期间和寄宿制学生住宿期间,学校至学校指定接送点的接送期间，以及学校组织安排的社会实践、校外活动期间。
　　第三条　加强学生安全防范，保障学生人身安全是各级人民政府及教育等有关行政部门、学校举办者、学校、学生及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和社会共同的责任。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教育等有关行政部门应当构建学校安全工作保障体系，落实学生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制，按照职责分工，依法负责学校安全工作，履行学校安全管理职责，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第四条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学生安全防范工作，指导学校落实预防学生伤害事故的措施，指导、协助学校妥善处理学生伤害事故，维护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
　　第五条　学生安全防范应当遵循积极预防、依法管理、社会参与、各负其责的方针。
　　处理学生伤害事故应当遵循合法、公正、及时的原则。第二章安全防范
　　第六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和完善由教育、劳动和社会保障、公安、卫生、安全生产监督等有关部门和学校参加的学生安全防范预警和校园周边整治协调工作机制。
　　第七条　公安部门应当在学校门前路段设置交通警示标志，施划人行横道线，加强学校周边的治安、交通巡逻，及时查处侵害学生人身、财产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
　　公安消防部门应当对学校进行消防安全检查，监督指导学校及时采取措施消除火灾隐患。
　　卫生行政部门应当依法对学校的卫生防疫和食堂、食品、饮用水、游泳池的卫生状况进行监督检查，指导学校落实疾病预防控制措施。
　　城乡规划、建设、质量技术监督、安全生产监督等其他有关行政部门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相关的学校安全防范工作。
　　第八条　学校的举办者应当提供符合国家安全质量标准的校舍、场地、其他教育教学设施和生活设施，保障学生安全防范工作资金的投入。
　　第九条　在教育教学活动期间，学校依法对学生负有安全教育、管理和保护的职责;法律有特别规定或者学校接受委托承担相应监护职责的，学校应当承担监护职责。
　　第十条　学校应当依法建立、健全校内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应急机制，履行下列安全防范职责：
　　（一）定期对校舍、设施设备和接送校车安全进行检查，需要维修的，应当及时予以维修，发现安全隐患的，应当立即停止使用；
　　（二）保障配备的消防设施和器材能够有效使用，保持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畅通、应急照明设施齐全；
　　（三）实行门卫制度，配备保卫人员，校外人员未经允许不得进入学校区域；
　　（四）加强校园食品卫生管理，食堂及食品卫生从业人员应当依法取得有关证照，提供给学生的食品应当符合有关卫生标准，防止食物中毒事件的发生；
　　（五）设立医务室，配备常用药品和急救器材，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配备专职医务保健人员或者兼职卫生保健教师；
　　（六）学校区域内易发生事故的场所，应当设置醒目的安全警示标志和防护设施；
　　（七）制定火灾、自然灾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及其他紧急事件处置预案；
　　（八）教育、监督教职工履行安全防范职责，及时告诫、制止学生斗殴等危险性行为，及时制止和处理学生举报的敲诈勒索等违法行为，消除事故隐患；
　　（九）对学生进行安全防范、生命教育和自护自救知识的教育;
　　（十）组织学生进行社会实践、校外活动时，制定安全防范预案并安排教职工进行陪护和管理；
　　（十一）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安全防范措施。
　　第十一条　学校教职工应当遵守职业道德规范和工作纪律，不得侮辱、殴打、体罚或者变相体罚学生。
　　第十二条　学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依法履行监护职责，加强对学生的安全教育，配合学校做好学生的教育管理和保护工作。
　　对有特异体质、特定疾病或者异常心理状况的学生，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将相关情况及时书面告知学校，学校应当给予关注和照顾，并妥善保管学生的健康与安全信息资料，依法保护学生的个人隐私。
　　学校不得组织学生参加抢险等可能危及学生人身安全的危险性活动，不得组织学生参加商业性活动。
　　第十三条　学生应当遵守学校规章制度，服从学校的教育和管理，不得从事危及自身或者他人人身安全的活动。
　　学校应当将学生非正常缺席、擅自离校的情况，以及学生身体和心理的异常状况等关系学生安全的信息，及时通知学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第十四条　学校举办者为学校购买学生人身伤害校方责任险的，不得向学生收取保险费。第三章事故的处理
　　第十五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负责组织教育、劳动和社会保障、公安、卫生、安全生产监督等有关部门对学生伤害事故进行救援和调查处理。
　　第十六条　发生学生伤害事故，学校应当及时采取措施救护受伤害学生;无能力自行救护的，学校应当及时将学生送往医院救治，并及时通知受伤害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学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以及与事故发生有关的第三人，应当对受伤害学生采取救护措施，防止伤害扩大。
　　第十七条　学生伤害事故发生后，学校应当及时了解事故原因，保护事故现场及相关证据，及时向教育和相关行政部门报告；属于重大伤亡事故的，教育行政部门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逐级上报。
　　接到学校报告后，教育和相关行政部门应当指导、协助学校进行事故的处理工作，尽快恢复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
　　第十八条　发生学生伤害事故的，学校、学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第三人可以协商处理事故；当事人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可以书面请求教育行政部门进行调解。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在受理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完成调解。
　　当事人不愿调解或者调解不成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在事故责任认定结论作出前，学校及其相关单位不得以责任尚未确定为由拒绝履行救护义务。
　　第十九条　在学生伤害事故处理过程中，禁止下列行为：
　　（一）侮辱、殴打、扣留教职工或者学生及监护人；
　　（二）侵占、破坏学校房屋、设施、设备；
　　（三）妨碍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
　　第二十条　事故处理结束后，学校应当将事故处理结果书面报告教育行政部门；对重大事故的处理结果，教育行政部门应当报告同级人民政府。第四章事故责任的承担与赔偿
　　第二十一条　事故责任应当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过错方为两方以上的，应当按照过错大小，分别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造成学生伤害事故的，学校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一）学校的校舍、场地、其他公共设施，以及学校提供给学生使用的教育教学用具、生活设施、有关设备、食品、药品等不符合国家安全质量标准或者使用标准的；
　　（二）学校的安全保卫、消防、设备管理等安全制度有疏漏，或者管理混乱，存在安全隐患的；
　　（三）学校组织教育教学活动，未对学生进行相应的安全防范教育或者未采取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的；
　　（四）学校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学生有不适应某种场合或者某种活动的特异体质、特定疾病，未予以必要照顾的；
　　（五）教职工以侮辱、殴打、体罚或者变相体罚等方式伤害学生的；
　　（六）教职工擅离工作岗位，或者虽然在工作岗位但未履行职责，或者违反工作要求、操作规程的；
　　（七）对学生非正常缺席、擅自离校，学校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但未及时发现或者未及时告知学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导致学生脱离监护人的保护而发生伤害的；
　　（八）学生在校期间突发疾病未给予及时救助的；
　　（九）学校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教职工患有不适宜担任教育教学工作的疾病，但未采取必要措施，发生教职工伤害学生事故的；
　　（十）对于可以预见的自然灾害防范不力而造成学生伤害的；
　　（十一）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应当由学校承担责任的情形。
　　第二十三条　学生或者其监护人由于过错，有下列情形之一，造成学生伤害事故，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一）学生实施按其年龄和认知能力应当知道具有危险或者可能危及他人行为的；
　　（二）学生或者其监护人知道学生有特异体质、特定疾病或者异常心理状况而未告知学校，学校不知道或者难于知道的；
　　（三）学校知道学生有特异体质、特定疾病或者异常心理状况告知了学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监护人没有采取相应措施的；
　　（四）其他有证据证明事故发生是由于学生或者其监护人的过错行为造成的。
　　第二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造成学生伤害事故的，学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学校无过错的，不承担责任。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一）在教育教学活动期间，学校和学生以外的第三人造成事故的;
　　（二）在学生自行上学、放学途中发生的；
　　（三）在学生擅自离校期间发生的；
　　（四）在对抗性或者具有风险性的体育竞赛活动中发生意外伤害的；
　　（五）学生自杀、自伤的；
　　（六）学生违反学校规定，在放学后，节假日或者假期等学校工作时间以外的非教育教学活动期间自行滞留学校或者自行到校发生的。
　　第二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造成学生伤害事故的，学校已履行了相应的职责，学校和学生无过错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处理：
　　（一）超过现有防御能力的地震、雷击、台风、洪水等自然灾害；
　　（二）来自学校外部的突发性、偶发性侵害；
　　（三）其他意外因素。
　　第二十六条　学生伤害事故赔偿项目和金额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人身伤害事故的具体情况确定。
　　第二十七条　由于第三人过错造成学生伤害事故，学校在救护中先行垫付或者已先行赔付的，学校可以依法向赔偿责任人追偿。
　　第二十八条　学校可以本着自愿原则，根据其条件和实际情况，对非因学校责任受到伤害的学生提供经济补偿等帮助。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　学校及其教职工未履行本条例规定的职责或者瞒报、迟报事故、妨碍事故调查或者提供虚假情况，由教育行政部门依法对学校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学校的安全管理和预防措施不落实，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教育、劳动和社会保障、卫生、公安、建设、安全生产监督等行政部门应当责令学校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第三十条　教育、劳动和社会保障、卫生、公安、建设、安全生产监督等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未履行职责，玩忽职守的，由监察等有关行政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在学生伤害事故处理过程中，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予以制止，并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造成人身伤害及财产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第六章附则
　　第三十二条　技工学校的学生安全防范和伤害事故处理由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参照本条例组织实施。
　　学前教育机构中的学龄前儿童、面向少年儿童的校外培训教育机构中的学生安全防范和事故处理可以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自2007年5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