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本溪市农村水利工程管理条例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1997年9月24日辽宁省本溪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 1997年11月29日辽宁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农村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和保护，发挥工程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农村水利工程是指农田灌溉、水土保持、河道治理、防洪、除涝、蓄水、小型水电站工程和农村饮水、防病改水、乡镇供水工程。
第三条 凡在本行政区域内从事与农村水利工程有关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四条 市、自治县、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村水利工程的管理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农村水利工程管理工作。乡（镇）水利工作站依照确定的职责，具体负责本地农村水利工程的管理工作。
市、自治县、区人民政府的计划、财政、农业、土地、建设、环保和卫生等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配合水行政主管部门做好农村水利工程管理工作。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将农村水利工程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做到统筹兼顾、合理安排，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
第六条 农村水利工程建设应以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和农业劳动者个人投入为主，并建立相应的投资、投工制度。
各级人民政府应随财政收入的增长，逐年增加对农村水利工程建设的投入，并列入财政年度预算。
各级人民政府鼓励和扶持社会力量兴建农村水利工程。
第七条 农村水利工程建设实行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的原则，国家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农村水利工程实行权属管理和有偿服务。

第二章 规划和建设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必须制定本行政区域的农村水利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
第九条 农村水利工程建设应依据本行政区域农村水利发展规划，履行建设审批程序，经批准后方可进行。
第十条 农村水利工程设计，应依照有关规定，实行分级审批。农村水利工程设计应由具备相应资质等级的设计单位承担，并执行国家规范标准。
对不具备相应资质等级的设计单位或未执行国家规范标准的工程设计，审批机关不得批准。
第十一条 农村水利工程无设计或设计未经批准的，不准施工。
第十二条 农村水利工程建设实行项目法人责任制度，大、中型工程项目实行招标投标、建设监理和竣工验收制度。
第十三条 农村水利工程建设必须按设计施工，保证工程质量。工程竣工，经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
第十四条 乡镇供水工程建设必须符合本地区水资源开发利用总体规划，经水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并办理《取水许可证》。
第十五条 防病改水工程建设，由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按有关规定组织实施。

第三章 管理和保护
第十六条 农村水利工程应根据投资主体确定权属。
权属单位或管理单位应履行建立工程档案、工程维修、设施保护、防汛安全和协助水行政主管部门查处破坏农村水利工程案件的职责。
农村水利工程可予以承包、租赁、拍卖或者实行股份合作经营，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七条 农村水利工程的供水，按有关规定和水价收取工程水费。
第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农村水利工程和设施。确需占用的须经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按有关规定予以补偿。
第十九条 未经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农村水利工程设施的使用性质，不得占用、挪用、变卖农村水利工程设备、物资和器材。
农村水利工程报废须报请原审批机关批准。
第二十条 农村水利工程应按有关规定划定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
第二十一条 农村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内的土地及附着物，工程管理单位在确保工程安全条件下有使用权和经营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
第二十二条 农村水利工程保护范围内不得擅自挖塘、打井。禁止爆破、采石、取土、挖沙、弃置废渣和垃圾等废弃物及其他危害农村水利工程的活动。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条规定，不具备相应资质等级的设计单位或设计单位未执行国家规范标准的工程设计，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审批单位违反规定批准工程设计的，由同级人民政府追究审批单位的行政责任。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无设计或设计未经批准施工的，由县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停止施工，并对建设单位处以2000元以上80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施工单位不按批准的设计施工或工程质量低劣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造成经济损失的应予赔偿。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补办手续、赔偿损失，并可处以1000元以上8000元以下罚款。
（一）乡镇供水工程未经水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施工的；
（二）擅自占用农村水利工程和设施的；
（三）擅自占用、挪用、变卖农村水利工程设备、物资和器材的；
（四）未经批准报废水利工程的。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侵占工程管理范围内土地及附着物使用权和经营权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或有关部门责令停止侵害，限期退还，赔偿损失。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其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赔偿损失，对个人可以并处3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8000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偷盗、损坏、洪抢农村水利工程设施及设备的；
（二）擅自在农村水利工程保护范围内挖塘、打井的；
（三）从事瀑破、采石、取土、挖沙、弃置废渣和垃圾等废弃物及其他危害农村水利工程活动的。
第二十九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视情节和后果，由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本条例实施中的具体问题，由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三十二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7年11月29日
　 目前，广东各地法院在审理大量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案件中，普遍发现如何确定权利人遭致的实际损失，实践中尚难以拿出好的解决办法，导致法定赔偿成为侵权赔偿的主要方式，客观上制约了侵权损害赔偿力度，难以有效遏止侵权。

　　知识产权侵权损害实际损失之所以难以确定的成因，主要由知识产权本身具有无形性，社会商业道德和诚信体系缺失，现行诉讼制度和证据制度赋予权利人主要的举证责任以及诉讼中确定经济损失的举证、质证、认证手段单一等造成的。笔者主张以诉讼制度和证据制度创新，来探索确定知识产权侵权损害实际损失的切实可行办法，有效解决赔偿难问题。

　　一、探索实行证据披露制度和证据妨碍制度

　　其一，结合“谁主张，谁举证”原则，有条件地试行证据披露制度。民诉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与被控侵权人的获利状况相关的证据，如被告的真实财务账册等，处于被告掌控中，原告难以获得，可以向法院申请调取。法院强制调取这些证据的对象当然包括被告，故被告负有披露该等证据的义务。民诉法第六十五条还规定，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取证，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根据该款规定，当任何第三方掌握了与侵权赔偿额相关的产品市场份额数据、行业利润率、许可使用费、转让费等的一般标准、惯例和行情时，其亦负有向法院披露的义务。

　　其二，探索建立举证妨碍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七十五条规定，若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而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的，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据此，在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若权利人请求法院对被控侵权人的财务账册、电脑硬盘中的财务数据、产品库存量等进行证据保全，而被控侵权人阻挠、抗拒、破坏法院的调查或者保全行动的，可以视为被控侵权人持有不利于自己的证据但拒绝提供，则推定权利人主张的赔偿数额成立。同时，若有证据证明被控侵权人向法院提交残缺、虚假的财务账册的，也应视为被控侵权人隐匿了对自己不利的真实证据，构成举证妨碍，推定权利人主张的赔偿数额成立。举证妨碍制度同样应规范第三人的举证妨碍行为。当负有披露义务的第三人违反披露义务，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时，根据民诉法第一百零二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直至追究刑事责任。除公法责任之外，第三人因举证妨碍行为而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还应向受害人承担侵权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

　　二、采取优势证据标准认定损害赔偿事实

　　其一，对实际损失难以查明，但有证据证明该损失明显超过法定赔偿最高限额的，在法定最高限额以上合理确定赔偿额。《证据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在认定侵犯知识产权的损害赔偿数额时，可以大胆、合理运用优势证据证明标准，在法定最高限额以上合理确定赔偿额。例如，在列入2009年度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案件之一的“道道通”电子导航地图著作权纠纷案中，法院综合全案证据后认为，全国导航电子地图制作投入的人力、物力巨大，市场利润率较高；侵权人重复侵权，恶意明显，单次侵权时间就达一年五个月，且自称连续5个季度在同类产品中市场销售占有率达50.1％、销售量占全国市场的50%，故虽然侵权损害的实际损失难以查明，但该数额明显高于法定赔偿额50万元的限额，最后判决赔偿100万元。最高院将该案选入全国十大案件的一个理由，就是判决比较好地贯彻了有关司法政策，遵循了全面赔偿原则，充分保护了权利人利益。

　　其二，将实际查明数额与酌定数额相结合计算实际损失。当事人提供了据以计算权利人损失或侵权人获利所需的销售数量等数据，其他所需数据尚不能确定的，可以参考许可费、行业一般利润率、侵权行为的性质、持续时间、当事人的主观过错等因素，酌定计算赔偿所需的其他数据，从而计算实际损失赔偿数额。例如，在浙江三维公司诉干人友侵犯商标专用权纠纷案中，法院判决认为，侵权人的销售收入减去进货成本及经营成本后就可以得出销售净收益，即侵权获利。现查明侵权人销售收入减去进货成本的收益为729万余元，侵权人不愿据实提供其侵权期间经营开支的证据，但法院考虑到生产经营客观上必然存在经营成本，为公平起见，综合考量侵权人的经营规模、经营性质等因素后酌定其经营成本为200万元，从而计算其侵权获利为529万余元。法院认为，销售净收益还可以用销售收入乘以利润率来计算。若认定侵权获利为529万余元的，则可以计算出被告的平均年利润率为21%，比同类合法经营企业年利润率高出6至9个百分点。被告系侵权经营，不用支付商标许可费，其利润率高于合法经销商，合乎市场规律和生活常识，反过来也印证了侵权获利为529万余元的合理性和准确性。据此，最终判决侵权损害赔偿额为529万余元。该案较好地运用了将实际查明的侵权销售数量、行业一般利润率等与酌定的侵权经营成本、侵权利润率相结合从而计算实际损失的方法，值得推广。

　　三、建立专家证人制度

　　《证据规定》第六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由一至二名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出庭对专门性问题进行说明。《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十八条不但规定当事人可以申请由专业人员出庭对专门性问题进行说明，而且直接规定“法庭也可以通知专家证人出庭”。这是建立专家证人制度的依据。“专家”应定位为受委托为诉讼提供或准备证据的人，而“专家在法庭上的说明和评价”，应定位为在某些职业或技术领域内拥有经验和技能的人向法院所提供的证据。专家在其委托人向他通报的或者通过检验、测量等类似手段所发现的事实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知识作出结论。这些结论作为证据是否可以采用，需要双方当事人的质证和法庭的认证。专家证人制度的优势在于当事人和法院不必耗费漫长的司法鉴定时间、高额费用和办理繁复的鉴定手续，节约了诉讼成本，提高了审判效率。同时，为保证专家证词的真实性和公正性，应当赋予专家证人以一定的诉讼义务及民事责任。专家作为证人，受民诉法第一百零二条及《证据规定》第八十条的规范，如违反该义务的，应承担相应的公法责任并以扰乱司法秩序、妨碍司法公正为由处以一定的罚金。另外，专家证人还可能就违反其与委托人之间的合约而承担违约责任；因故意出具虚假、错误的结论或其他重大过失而致他人财产损失的，还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四、完善法定赔偿制度

　　首先，法定赔偿应注重惩罚恶意侵权行为。现行法律规定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适用全部赔偿原则而非惩罚性原则。但事实上在知识产权领域内,对于非故意的侵权宜适用补偿性原则，而对于故意的侵权则应采用惩罚性原则。因为对前者如果采用惩罚性赔偿,无疑会加重侵害方的预防成本，限制经营行为发展。而对于后者采用惩罚性原则,则可以提高潜在侵权人的侵权成本,遏制侵权行为的泛滥。如美国法律和我国台湾的立法，都对故意侵权行为规定了可以采用远远高于非故意侵权的赔偿额度。这种做法无疑体现了惩罚性原则的精神,弥补了单一补偿性原则的不足。我们也应该借鉴国外、域外的做法，完善法定赔偿制度，最大限度地发挥法定赔偿金补偿性与惩罚性相互结合的优势。在决定法定赔偿金时应首先查明侵权人的主观心态是故意还是过失，是重复侵权、性质恶劣还是在经营中未尽注意义务导致侵权，从而对前者判定较高数额的金额而对后者判定较低数额的金额，做到宽严适当。

　　其次，应正确理解和妥善解决在法定赔偿额适用上的“同案不同判”问题。由于裁判者的主观认识和感受有差异，故在行使自由裁量权酌定法定赔偿金时，会出现同一法院就相同诉讼标的、不同当事人作出不同数额判决的现象。但这是否就属于“同案不同判”，还应当有一个科学的分析。因为就相同标的，区别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不同经营主体各自经营规模进行酌情判决，这本身就符合实质上的公平和办案的精细化标准。

　　再次，建立适用于群体性侵权案件的法定赔偿金制度。群体性侵权指大量制造、销售侵权产品以及公众大量消费盗版、假冒等侵权产品的现象。面对群体性侵权，权利人可能会就同一标的选择在不同地区法院，针对相同或不同侵权人进行多个案件的诉讼。问题是，在后判决的案件应否再判决赔偿，是否存在重复赔偿，对此有很大争议。有意见认为，权利人在全国范围内起诉不同侵权人，数个案件的法定赔偿金相加，获赔金额“可能”早已超过侵权损失。故先起诉A侵权的案件获判赔后，后起诉B侵权的案件可以考虑不再判赔。笔者认为这种意见值得商榷。因为这种“权利人获得的赔偿可能早已超过侵权损失”的结论本身就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更没有经过科学计算，属于主观猜测。不同侵权人之间的行为和这些行为各自对权利人造成的侵权损失均不能互相取代和重合。如果认为先起诉A的案件获赔后，后起诉B的案件可以不判赔的，无异于法律和司法者对于不同人有不同的执法标准，也无异于告诉社会和公众在后侵权的人“放手去做”，不会有任何不利后果，这是非常有害的。

　（作者单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