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商法是企业法的学说，是近30年引起广泛争议的一个论题。文章从对企业概念的梳理入手，详细介绍了企业概念在经济学和法学领域的不同表象。并分析了为什么出现此种不同的认识的基本理论依据，即在经济学领域，仅仅把企业理解为一组契约，不具有实体地位；在民法学领域，企业已生成为权利客体；发展到商法视域，企业更是成长为权利主体，这就是商法是企业法之认识的基本来源。但是，目前，商法调整对象还无法实现从商人到企业的转变。


一、企业概念的经济学阐释

严格说来，企业不是一个完全的法律概念。[1]企业这一概念原本是由会计人员发明的，但是，随着企业逐渐成为市场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首先对其进行科学而系统地研究的却是经济学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企业都是游离于法律概念之外，而基本上属于经济学上的概念。由此，我们的考察将从经济学开始。从严格意义上讲，企业理论是近几十年来经济学界在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和不满中发展起来的，以现代企业理论的观点看，新古典经济学是没有企业理论的，[2]因此，企业理论是现代的产物，企业理论亦即现代企业理论。不过我们要探讨的企业的概念问题，并不限于这种严格意义上的企业理论中的思想，不仅包括现代企业理论，而且可以追溯到新古典经济学理论。

1.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对企业的定义

新古典理论是在过去大约100年的时间里建立起来的。这种理论主要是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待企业，按照美国学者曼斯菲尔德的说法是：“简单地说，企业就是生产商品和劳务以供销售的单位。与福特基金会那样不追求盈利的机构相反，企业是尽力创造利润的单位。”[3]因此，在新古典理论看来，企业是一个生产单位，它设立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其功能是把土地、劳动等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进行投入并转化为一定的产出。[4]

2.法律与经济学派对企业的定义

法律与经济学派作为西方新制度学派的一个重要分支，它是在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基础之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个理论流派。在这一学派中，关于企业的定义，有两种影响较大的观点：一是科斯的定义；二是詹林和麦克林等人的定义。

科斯对企业的定义是以交易费用为其理论支柱、并运用市场与企业的比较方法来进行的。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科斯指出，市场的运行是存在交易费用的，为了减少市场运行而存在的交易费用，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即企业便产生出来了，企业之所以替代市场，是因为企业内部的交易费用要比市场内的交易费用小。科斯认为，“企业的显著标志是对价格机制的替代”，一方面，企业作为一种交易形式，它可以把若干个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和产品的所有者组成一个单位参加交易，从而减少了交易者的数目和交易中的摩擦，因而降低了交易的成本；另一方面，在企业之内，市场交易被取消，伴随着市场交易的复杂结构被企业家所替代，企业界指挥生产。[5]显然，科斯基本上把企业理解为一种与市场协调机制有相同职能并且更具有节省交易费用的组织。

在科斯对企业的性质进行开创性的研究之后的半个世纪，人们对企业“性质”的兴趣日渐浓厚，并形成了解释企业性质的各种理论。在这些各式各样的企业理论中，能为大多数人接受并具有影响的为企业的契约理论。首先提出企业的契约理论并对企业的契约理论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学者为阿曼艾尔奇安和德姆塞茨。他们首先从企业的投入要素入手，认为企业是各种要素（包括劳动、土地、资本）投入者的联合。美国学者詹森和麦克林则进一步认为，企业为了实现其生产功能，需要从生产要素的所有者那里获取生产要素。据此他们认为，企业是这样一个组织，它和其他大多数组织一样，是一种法律虚构，其职能是为个人之间的一组合约充当“连接点”。这一组合约是在劳动所有者、物质投入和资本投入的提供者、产品的消费者之间建立的。[6]

二、企业概念的法学理解

在立法上，各国基本上不对企业概念作出法律上的界定，也极少从法律主体甚至组织体意义上使用企业概念，而是从不同角度出发使用企业概念，从而使企业概念表现出不同的含义。

1.企业的法学概念

在德国法律中，企业的概念并没有被统一规定在哪一部具体的法典、法规之中，有关企业的法律问题，许多法律都涉及。德国著名学者海德曼指出：“近年来，企业已慢慢地占据了研究者头脑中原先企业主的位置。一个崭新的权利人顺时而生，也许会成为重新构造私法体系的主导概念。”[7]

德国学者里特纳认为，企业这个法学概念含义不明，因此有必要将它从广义和狭义上予以区别。广义上讲，企业是“一个人的单位”，即为独立的意思表示单位、行为单位和生产单位，它为人们提供产品和服务，在市场经济的规则下与其他企业竞争。[8]涉及经济学上的和经济法上的企业概念，须从整体上定义。当现代经济意义上的立法谈及“企业”时，指的是这个主观的、独立的单位。这些立法使用企业这个词，与“主观性的特殊形式”无关，与企业形式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无关，而仅仅涉及整体经济的功能和调整。与此相对应，狭义上讲，企业为“质的有体物”，具有民法和商法上的意义，即作为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或商事企业可被继承、买卖和出租。里特纳认为企业是企业形式的权利对象（虽然是非常特殊的形式），企业形式将企业的主观性具体化。因此，正如科施密特所说的那样，企业形式是“企业全部权利、义务的归集主体”，而企业是“这种整体上归集的连接点”，“一个企业有必要被赋予一种企业形式，一个企业形式有必要归于一个企业”。[9]

20世纪20年代以来，法国社会法学者们已经采用了社会实体这一概念，认为企业就是一种社会实体，是一种基本的甚至是最基本的机构。在当时流行的企业政治理论中，有两种将企业视为法律的课题，也就是说将企业当做财产的一个因素来分析，另外两种则将企业看做法律的主体，使企业成为人格化的社会经济细胞。[10]

法国学者Durand认为企业是企业主、职员、动产、不动产及其他各种财物构成的类似于国家的协同体。这里所谓协同体，指在一定的职位阶级制度下工作的职员的组织体。所以Corniot的法律辞典中指出，法律上还没有对企业下定义，学者一般在企业系进行生产的经济单位这一点上看法一致，企业的本质是用于组成一个作业班而结合在一起的人们的活动，为了达成特定的经济目的的组织体。企业经常与经营作为同义进行使用。[11]Despax在1957年的著作《企业与法》中，详细考察立法、判例以及学说后认为，“企业的法律概念应当这样理解：构成企业的两个细胞，即经济的细胞和社会的细胞紧密地结合形成了独立的组织体。经济的细胞是生产所必要的物的要素的结合，社会的细胞是将经济细胞的物的要素进行活用的人的要素的结合”。这是现今在法国学界具有支配地位的学说。

在日本，石井照久教授认为所谓企业，“是指在资本主义经济组织之下的一个统一的、独立的经济单位，在带有持续性的、有计划的意图之下进行的资本的计算方法来实现营利行为”。大隅教授认为，“企业是遵从一定的计划，有着持续性的意图，实现营利行为的独立的经济单位”。[12]

企业，与消费经济的家计不同。以一定的金额（即资本）从事经济活动，以该金额作为基础进行收益的计算，在所谓资本的计算下以财产增值为目标的营利经济，这一点是企业的特点所在。

2.民法中企业的概念

在民事立法上，企业始终是被作为一种特定的财产集合体对待的。例如《意大利民法典》第2555条规定：“企业是企业主为企业的经营而组织的全部财产。”在俄罗斯法律中，企业也在作为交易客体的财产意义上被使用。如《俄罗斯民法典》第559条第1款规定：“根据企业出卖合同，出卖人有义务将企业作为财产综合体整体移转于买受人所有，但出卖人无权移转于第三人的权利和义务除外。”[13]因此，企业在民事关系中是一种纯粹的客体存在，是物的范畴而非人的范畴。在欧共体条约中，则出现了直接用企业概念代替公司、法人等概念的现象，表明了欧共体对企业作为法律主体的认同。

企业是含有物质要素和非物质要素，只作为权利客体的一定财产综合体，这种财产综合体属于企业主。这是由德国法学家提出来的，在资本主义国家文献中得到广泛承认的传统法学概念。[14]

3.商法中企业的概念

“企业”是商法长期沿用的一个术语。1808年《法国商法典》第632条有关商业交易的条款就列出了生产、供应等一系列“企业”，并将“涉及企业的商业交易”与个人之间的商业交易并立，而且指出，只有当“涉及企业的商业交易”在企业业务范围内，并作为其组成部分时才具有商业性。[15]

在商法上，因为商事关系的特殊性及商法快捷、简便、迅速等基本原则的要求，商事立法赋予了企业一定的人的色彩。一般认为，商事主体创制的企业要想存在，需要由下列要素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统一结合成一个组织体：第一，是企业设施、加工材料、生产用具、商品仓库等物的要素；第二，是与顾客间产生的赊销价金及其他继续供给的债权，与其他商主体的信用关系，与受雇人、土地或房屋的所有人之间的雇佣或租赁等无数的法律关系；第三，是基于商标、商号、专利等所谓的无体财产权的特殊利益；第四，是企业特有的技能或熟练技术与基于此而产生的良好信誉等事实上的利益。[16]据此，商法上的企业范畴实际上是一个通过企业组织起来的权利、法律关系和事实关系的统一体。

日本学者田中诚教授认为，商法中的企业是：为了获得不定量的利润（收入和支出的差额，也就是不只是剩余利益，还包括为达到收支平衡而进行的费用充足）有计划地持续地投入资本和劳力，为经济上给付的供给行为，具有这种特别的设施或者是组织的独立的经济单位体。[17]
浅谈民事侵权赔偿之连带责任
河南君洁律师事务所 马英杰

关健词： 连带责任 共同侵权行为 共同危险行为 无意思联络的分个侵权行为 追偿权 不真正连带责任
摘要：侵权责任法的颁布实施为解决侵权赔偿问题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法律依据，实践中出现的大量侵权案件往往出现两个至两个以上责任主体，多个责任主体之间的责任承担方式是重中之重的问题，侵权责任法在承继民法通则规定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扩充了连带责任的规定，本文在侵权责任法基础之上，在结合民法通则、最高法院司法解释中有关连带责任的规定，对民事侵权赔偿中的连带责任作深入探讨、思考，以期侵权责任法修改、司法解释对相关问题予以明确。
一、侵权责任法中对连带责任的规定是一种法定的侵权连带责任。
连带责任是指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当事人对其共同债务全部承担或部分承担，并能因此引起其内部债务关系的一种民事责任。当责任人为多人时，每个人都负有清偿全部债务的责任，各责任人之间有连带关系。据此理解，连带责任有法定连带责任与约定连带责任之分，前者产生于法律的明确规定，当事人之间的共同过错或者过失是承担连带责任的重要前提，如《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侵权责任法》第八条之明确规定，后者则产生于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当事人之所以承担连带责任并不是因为共同的过错或者过失，如《担保法》第十八条的规定： 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
侵权责任法中的连带责任是基于法律的明确规定，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当事人因为共同过错或者过失，或者共同危险行为，或者虽无共同过错或者过失，但行为之间的结合客观上造成了损害后果，或者直接由于法律的规定而应当对损害后果承担民事责任的一种方式，被侵权人可以要求应当承担连责任中的全部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也可以要求其中一人或者数人承担全部责任，一人或者数人承担全部责任后对于被侵权人的赔偿责任归于终结，而产生内部因过错、过失和原因力大小责任分担和追偿问题的侵权民事责任承担方式。
连带责任突破了现代法对自己责任的理论限制，有效地强化了对民事侵权法律关系中被侵权人权益的保护，加重了相对当事人的责任承担。罪责自负、自己责任是现代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每个人应当就自身所犯的过错，在其理性能够预期或者应当预期的范围内承担法律责任。世界及中国的古代刑事法典对犯罪责任均有连带责任的明确规定，中国古代社会，一人犯罪，满门抄斩，诛连九族。　连坐制度成文于战国李悝《法经》，终于清末，贯穿整个封建文明法制史。刑事连带责任致人人自危，户户自保，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法治精神影响了中国的法治进程，1905年在修律大臣沈家本、伍廷芳的努力下，连坐制度才正式取消，刑事法律罪责自负充分体现了法治的文明与进步。当代民事法律则对连带责任有明显的扩张之势，且为世界各国法律所肯定，民事侵权中的“自己责任”逾来逾受到更多的制约和限制，这种连带责任已经明显超出共同侵权的规定。
二、侵权责任法中所规定的连带责任类型
侵权责任法大量条文规定了连带责任的承担，有些是真正连带责任，如《侵权责任法》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等条款；有些是不正真连带责任，如《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九条、第八十三条、第八十六条等条款。关于不真正连带责任，稍后探讨。现就法条明确规定连带责任的类型作如下分类探析：
1、共同侵权行为之连带责任 《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　“二人以上共同侵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侵权责任法》第八条“ 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非常明确此种连带责任是基于共同侵权的原因而应承担的连带责任，那么何种情形属于共同侵权呢？法条并无明确的规定，那么什么是共同侵权行为呢？有观点认为：共同侵权行为是指两个或者两人以上的行为人，由于共同的过错致他人合法权益损害，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侵权行为。【王利明《民法学》第557页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帮助教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侵权行为，教唆帮助人与直接实施侵权行为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属于共同侵权，《侵权责任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该共同侵权由教唆帮助人承担侵权责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及其其监护人只要尽到监护责任便无需承担责任，王利明关于共同侵权的概念显然存在问题。也有观点认为：共同加害行为，又叫狭义的共同侵权行为，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为人基本共同的故意或过失侵犯他人合法权益从而造成损害的行为。【魏振瀛《民法》第704页 北京大学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张俊浩主编的《民法学原理》（下）第922页则将共同侵权行为分为狭义的共同侵权行为和唆助性共同侵权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意图对共同侵权的概念予以重新构建， 该条款规定 二人以上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致人损害，或者虽无共同故意、共同过失，但其侵害行为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构成共同侵权。 司法解释显然对共同侵权的概念予以无理由的扩张，其错误在于将无意思联络的分个侵权行为客观归结为共同侵权。笔者认为共同侵权是两个或两个以上行为人，由于共同的过错或过失而致他人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为。
2、共同危险行为之连带责任 《侵权责任法》第十条规定了共同危险行为所应承担的连带责任。 共同危险行为又称准共同侵权行为，指二人或二人以上实施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行为，其中一人或者数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且不能确定具体侵权人的行为人，共同危险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不存在共同过错，未实际致害的其他行为人并无过错，其实际上承担的责任是一种严格责任，目的在于充分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对于共同危险行为人而言，根本难以区分各个行为人责任大小，且其中造成损害后果的实际仅是一人或者数人的行为，鉴于不能确定具体侵权人，各共同危险行为人内部承担均等赔偿责任，对于被侵权人则承担连带责任。
3、无意思联络分别侵权之连带责任 《侵权责任法》第十一条规定的是无意思联络分别侵权行为所应承担连带责任的行为。无意思联络的分别侵权行为是指每个行为人在实施侵权行为之前以及实施侵权行为过程中，没有与其他行为人有意思联络，也没有认识到还有其他人也在实施类似的侵权行为，其每个个体所实施的侵权行为都足以造成被侵权的全部损害后果的侵权行为。这里的“足以”并不是指每个侵权行为都实际上造成了全部损害，而是指即便没有其他侵权行为的共同作用，独立的单个侵权行为也有可能造成全部损害。
4、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网络用户侵权随之连带责任。《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 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5、买卖拼装、报废机动车之连带责任。《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一条规定 以买卖等方式转让拼装或者已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由转让人和受让人承担连带责任。对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赔偿，侵权责任法采用的利益控制理论原则，转让拼装及报废机动车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强制性规定，机动车辆作为高度危险物件，拼装、报废机动车辆在道路上行驶危害公共安全，转让人、受让人均应承担连带责任。
6、高度危险物致害之连带责任。《侵权责任法》第七十四条、第七十五条规定了高度危险物致害的连带责任，所有人对管理人承担连带责任的基础是具有过错和所有人、管理人对非法占有人承担连带责任的原因是未尽到高度注意义务。
7、妨碍公共道路通行致害之连带责任。《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九条规定了妨碍公共道路通行引起的侵权纠纷，承担责任的主体即包括对公共道路负有管理责任的单位或者个人，也应包括具体实施堆放、倾倒、遗撒等行为的单位和个人。前一类责任主体承担侵权责任应源自于其他法定或者约定的管理义务，可以理解为只要因公共道路上的妨碍通行的物品造成侵权的，视为对道路负有管理义务的单位和个人未尽到相应管理义务，应该说事实上适用的是无过错原则。后一类责任主体承担侵权责任应源自于其在公共道路上实施了堆放、倾倒、遗撒等危险行为，应该说适用的是过错原则。笔者认为该条规定虽然没有明确连带责任，但道路的管理人如存在未尽到法定或约定的管理义务，具体实施堆放、倾倒、遗撒等行为的单位和个人实施了妨碍通行的侵权行为，如果造成损害后果，二者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8、雇员致害之雇主赔偿责任中的连带责任取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了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 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该解释与《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提供劳务者致害赔偿相冲突，雇员致害赔偿纠纷已为提供劳务者致人损害赔偿纠纷所取代。
连带责任中被侵权人主张权利对象的处理方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　赔偿权利人起诉部分共同侵权人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其他共同侵权人作为共同被告。赔偿权利人在诉讼中放弃对部分共同侵权人的诉讼请求的，其他共同侵权人对被放弃诉讼请求的被告应当承担的赔偿份额不承担连带责任。责任范围难以确定的，推定各共同侵权人承担同等责任。人民法院应当将放弃诉讼请求的法律后果告知赔偿权利人，并将放弃诉讼请求的情况在法律文书中叙明。《解释》规定内容显然对连带责任的内涵予以无理由的限制，造成了对被侵权人合法权益的剥夺侵害。《侵权责任法》第十三条 法律规定承担连带责任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部分或者全部连带责任人承担责任。据此笔者认为，对于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当事人，被侵权人有权请求其中一人或者数人承担全部责任，也有权请求全部连带责任人一起承担连带责任，这才是立法的本意所在，《解释》规定　赔偿权利人在诉讼中放弃对部分共同侵权人的诉讼请求的，其他共同侵权人对被放弃诉讼请求的被告应当承担的赔偿份额不承担连带责任。该解释内容显然与侵权责任法规定不符。杨立新《侵权责任法解释》建议稿的内容为： 被侵权人起诉部分连带责任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其他责任人作为共同被告。被侵权人不同意追加的，依照被侵权人起诉的连带责任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笔者对建议稿的内容持赞同意见。
连带责任的追偿权行使。连带责任的规定是各连带责任主体相对于被侵权人的外部责任，连带责任主体均有对被侵权人全部清偿的法律义务，对于连带责任主体内部而言，各连带责任主体根据各自过错大小、行为与结果因果关系程度及原因力大小或均担或按比例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对于已承担连带责任的主体，其有权对于超出自己应承担份额予以追偿。
三、不真正连带责任的相关问题。 不真正连带责任是指数个责任人在客观上基于不同的发生原因，对于被侵权人承担标的相同的数人责任，每个当事人都负有全部履行的义务，并因任一责任人的履行而使全部责任均归于消灭的责任。《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规定的产品缺陷赔偿、第五十九条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缺陷及不合格血液赔偿、第六十八条规定的环境污染赔偿、第八十三条规定的动物致人损害赔偿、第八十五条、第八十六条规定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致害赔偿，上述法条规定中虽然没有明确规定有连带责任的字样，但上述赔偿中的赔偿责任人对于侵权事实的发生并非具有过错或者过失，其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根据就是法律的规定，明确地说就是赔偿责任人并非侵权责任人，其承担赔偿责任事实上是对侵权人承担的连带责任，而这一种连带责任则属于不真正连带责任。在不真正连带债务的几个责任中，有的责任是基于合同违约，有的责任是基于过错侵权，违约责任一般应按合同约定承担，而过错责任一般要与过错的程度和过错的大小相适应，因此，两种责任的给付内容未必就一定相同。在多数债务人或者责任人 人当中既有债权人与债务人间的关系，又有数个债务人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不真正连带责任的对外和对内效力。而在这数个债务人之间往往还涉及一类特殊的责任主体，即“终局责任人”。所谓终局责任人，是指对数个责任的发生应最终负责的人。根据不真正连带债务的产生原因，各责任人之间不存在内部分摊关系，即使其内部求偿也非基于分摊关系，而是基于终局的责任承担，其性质与连带责任人内部求偿不同。
　　侵权责任法对不真正连带责任规定的局限性。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四条之规定，缺陷产品的生产者、因过错致产品产生缺陷的销售者、运输者、仓储者都可能是缺陷产品赔偿的终局责任人，各方因其过错可能对于因产品缺陷致人损害承担终局赔偿责任，但《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三条仅规定了被侵权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向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如果从字面理解的话，被侵权人要么选择向生产者请求赔偿，要么选择向销售者请求赔偿，二者只能选其一，而不能同时向生产者、销售者请求赔偿，不能请求二者承担连带责任，且不能向有过错的运输者、仓储者请求赔偿，笔者认为此规定可能不利于案件事实的查清，对于被侵权人权利的实现也不能尽最大限度地予以保障，甚至可能出现终局责任人不承担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或者被侵权人重复赔偿的可能性。
被侵权人起诉生产者或者销售者任何一方后，是否丧失了对其他方的诉权。
有观点认为，不真正连带责任中，债权人对各债务人享有独立的请求权，各债务人独立地对债权人负履行全部债务的义务，债权人对各债务人均有实体法上的诉权，可以对部分或全部债务人同时或先后提出请求。只要起诉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08条之规定，则无理由对其予以限制。该观点存在的问题在于债权人选择分别起诉各债务人，可能得到两个胜诉的判决，获得双重赔偿，这违背了民事赔偿的救济原则，构成不当得利。所以笔者认为应禁止被侵权人同时向不真正连带责任人分别提起诉讼，在技术层面，法院应当慎于审查，如能够确认被侵权人已经在前一个诉中获得赔偿，则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驳回其第二个诉求。这里可能出现的问题是，如果被侵权人虽然第一个诉中获得赔偿判决，但该判决中的赔偿责任人出现不能赔偿或者无能力赔偿的情形，生产者、销售者之法人注销或者自然人死亡，或者被执行人无任何财产可供执行，因其未履行判决又不能向终局责任人行使追偿权，此时终局责任人有赔偿能力，那么被侵权人能否提起第二个诉？被侵权人可否向有赔偿能力的终局责任人（如造成产品缺陷的运输者、仓储者）请求赔偿？笔者认为出现此种情形，被侵权人有权提起第二个诉，法院应当支持被侵权的人合理诉求，最高人民法院侵权责任法应当对此问题予以明确司法解释。
不真正连带责任人在诉讼中能否作为共同被告？。《民事诉讼法》第53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者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为共同诉讼。不真正连带责任，既包括性质不同种类的法律关系，如违约和侵权，也包括性质相同种类法律关系。那么法院对于不同种类的法律关系，能否将终局责任人和不真正连带责任人作为共同被告合并审理呢？对于这一问题，无论是法学理论上还是在审判实践中，均有不同意见。有的认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53条的规定，对于诉讼标的不是同一种类时，则应分别受理，各自独立作出判决，所以对涉及两个不同种类的法律关系的案件合并审理，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也有人主张，只要受诉法院有管辖权，为简便程序节约诉讼资源便于查清案情最大限度地保障被侵权人合法权益，也可按普通共同诉讼对待，因为此时各个诉讼的目的在客观上相同。笔者倾向于后一种观点，毫无疑问，这将与《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相矛盾，笔者认为《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存在重大立法技术缺陷，该条款应当予以修改，修改后内容表述为：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因过错致产品产生缺陷的运输者、仓储者请求赔偿，缺陷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承担连带责任。同样《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九条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缺陷及不合格血液赔偿、第六十八条规定的环境污染赔偿、第八十三条规定的动物致人损害赔偿、第八十五条、第八十六条规定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致害赔偿，上述不真正连带责任中出现与缺陷产品致害赔偿同样法律问题和立法技术缺陷，相关法律条文应当作以合理修改，司法解释亦应当予以明确。实践中如果被侵权人起诉时仅选择不真正连带责任人起诉的，法院可根据案件审理需要，决定是否追加终局责任人为共同被告，法院决定追加的，应先征得被侵权人同意，在这一过程中法官应注意将可能产生的后果向当事人释明，由被侵权人决定其诉讼责任主体。
　　　
作者：马英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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